2.商王国的政体及国家结构形式
    通过殷墟甲骨文资料与田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商王国的政体与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直接关乎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与中国国家形成之类重要问题的了解。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王的地位非常突出，整个殷墟王室卜辞皆是专门服务于王的贞卜机构按照王的意志进行占卜的记录，王对下属臣民使用"呼"、"令（命）"等词语，显然是国家最高主宰者。1957年胡厚宣《释"余一人"》论文发表[75]，指出卜辞中所见商王自称"余一人"，与《尚书·盘庚》篇盘庚自称"予一人"同；并征引文献说明"余一人"实质上是一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称谓，是专制君主的口吻。5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有关商史的论著中，商王国是专制政体的看法曾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80年代中叶后，有的学者利用甲骨文资料论说商代的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对商王国的政体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如晁福林在其先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商代王权虽有专制独裁因素，但要受三种势力的制约，这三种势力是方国联盟、神权（体现在贞人权力上）、族权（子姓族众权力），因此呈现某种原始民主的色彩。文章指出，从甲骨文中可见武丁至廪辛时，贞人多为各部族首领，故族权成为神权之后盾，贞人可以利用占卜权力左右王朝军政大事，限制王权的发展。廪辛至帝辛时期，贞人由王室人员担任，祭祀也偏重于祖先，王权遂得以加强，王权与神权之争以王权取胜而结束[76]。
    商代的王权是否会受到贞人占卜权力的制约，涉及王与贞人（贞人集团）的关系。早在1936年，陈梦家在论说商代巫术时即提出商代"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77]。贞人如属于广义上的巫，则必须听命于王。1979年张秉权亦曾发表过意见，否认贞人有制约权，因为虽然王的行动要通过占卜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但事实上"代表神说出话来的，还是群巫的领袖，也就是当时的国王"。卜辞中的"王占曰"即是王代表神说话[78]。1987年发表的孙晓春的论文亦认为当时宗教神权始终未能成为独立于专制王权以外的政治力量[79]。
    从殷墟卜辞资料看，贞人事实上正是代替王来进行贞问的，占卜机关确是王朝的下属，而且王常常作为判定卜兆吉凶、是否的"占者"。所以如果说贞人能有独立于王权外的较大权力，以至于在一个阶段内能左右军政大事，还需要从卜辞中找到更坚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