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较为广泛传播后，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建党80年来，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领导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在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论定，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2]随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又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历史发展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申“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3]，确立“二为”方针（注：《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社论传达了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新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后简称“二为”方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4]，进一步发挥了知识分子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中的巨大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又确定“科教兴国”战略，启动“创新工程”，发展“知识经济”，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但不可否认，在以往党的历史上，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时并不那么一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出现偏差。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时起时落，命运时好时坏，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过，同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党总是能够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差，自觉地纠正偏差，调整政策，使知识分子工作重新步入正确的轨道。认真总结建党80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知识分子问题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调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最自觉、最全面的时期之一。本文拟对60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作一考察和评论，以便吸取其历史经验。
    知识分子政策出现的反复
    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是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得较好、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的时期。首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2]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定性和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接着，中共中央、毛泽东正式确定在文化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充分尊重创作自由，发扬学术民主。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问题都作了重要论述。一方面，毛泽东肯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国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都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我们应该信任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干。他还批判“有许多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5]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还相差很远。”[5]（P,382）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P,338-339）毛泽东从世界观来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5]（P,384-385）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5]（P,391）“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5]（P,339-340）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双百”方针的认识，毛泽东说：“我们所提倡的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5]（P,384）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了这时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方针。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给予了肯定，还批评了党内某些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同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反复，知识分子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由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两个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上层建筑领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些看法，为全党所认同。不能不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认识与估计是有关的。
    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当成“阶级敌人”。知识分子政策越来越向“左”的方面发展。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明确宣布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就被明确地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在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种种政治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严重损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