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
    1958年“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很快不断暴露出来。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大跃进”有所降温。毛泽东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6]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作假，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11月21-27日，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在破除迷信、干部作风和计划指标等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毛泽东又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文化部、教育部都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开始检查文化教育方面“左”的错误。
    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教育部党组指出，自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在炼钢和“三秋”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照常上课。既要继续克服只重教学而忽视生产的倾向，又要防止只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为此对全日制学校的劳动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小学每周四小时，初中六小时，高中八小时；半日制的和业余的学校，必须恢复上课；要保证教师的时间，教师主要劳动是教学，参加体力劳动以不妨碍教学为原则。据此，各级学校统一安排教学、劳动、科研等各项活动，开始注意保证师生的休息时间。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上批示：“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6]（P,654）
    清华大学的这份材料反映了物理教研组一些党员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正确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就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毛泽东的批示，说明他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不满意，抓住这个典型材料及时教育党政干部要端正方向，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很快将这一文件转发给全国文教部门，并要求各地在讨论的基础上“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1959年1月12日至3月1日（1月20日至2月19日休会）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以来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会议提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学校应该贯彻教育为主的原则，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等说法。会议还谈到学术批判的问题，认为“学术批判成绩很大，但批判得过多，打击面太广，比较粗暴”。
    4月中旬，共青团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学校工作座谈会再次提出：要造成一种有利于学生用功读书的空气，纠正那种把努力读书和走“白专道路”等同起来的看法。
    5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并在通知中指出：今后的任务是，我们在学校工作中，不但要善于领导劳动，还要善于领导教学；不但要善于解决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问题，还要善于解决工农分子知识化的问题。各级党委，特别是管教育工作的党员，必须又红又专，做好工作，对于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都要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服务。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于学生，要号召他们不但做到身体好、工作好，而且还要学习好。
    与此同时，文艺界也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思。1958年12月28日晚，周恩来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张子意、夏衍、陈克寒、刘芝明、林默涵等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研究这些部门1958年以来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指示：文艺事业指标要调整压缩，放文艺卫星的口号要取消，要认真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同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述了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做法。但是，在高层领导中，对纠正“左”的错误，态度是不一致的。周恩来5月发表的重要讲话，柯庆施就不让在上海传达，北京也有领导干部挑毛病。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使得刚出现的转机很快消失。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注意了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再加上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的冲击，严重损害了党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统战部觉察到这一问题，提出要注意克服不重视与非党人士合作、“清一色”的倾向，要改善和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合作。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统战部部长徐冰在会上谈了当前贯彻缓和阶级关系的“弛”的方针的必要性。他说：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是尖锐，而是缓和下来，党对资产阶级人们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应当实行“弛”的方针，也就是缓和的方针。我们今天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放在不断斗争上。我们要搞正面说理，和风细雨，耐心教育。要让他们多做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7]1959年元旦，徐冰在招待民主党派的宴会祝酒词中，宣布了“五不变”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起到了团结稳定的作用。[7]（P,3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