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为知识分子正确定性、定位，即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确认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1957年以后，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不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种情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并不能真正落实。而在以上的各种条例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没有明确规定。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心重申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观点。1962年2、3月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举行（简称“广州会议”）。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2]（P,358）“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2]（P,361）这次讲话，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以及当时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进而指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必须解决好六个问题：第一，信任他们。第二，帮助他们。第三，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第四，要解决问题。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该道歉的就道歉。他向到会的知识分子说：“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P,367）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3月4日，周恩来回北京前，陈毅跟他谈了准备在会上讲话的大意。他赞成陈毅的讲话，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2]3月5日和3月6日，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中，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使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
    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特别说一说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11]（P,309-310）这段话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贡献，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作了充分肯定，表现了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厚望。更重要的是，再次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且批评了仍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阶级属性、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确认，是知识分子政策是否能真正得到调整的基础。这一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说，周恩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
    三、采取两项重要措施
    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时，中共中央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一是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要分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规定今后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的帽子。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平反与处分”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平反。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也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10]（P,515）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10]（P,515）这期间，各地陆续开始了甄别平反工作。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进展不平衡，甄别平反也不可能彻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予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1958年以来在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人士，经过甄别，凡是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不留尾巴。[7]（P,309）从1959-1963年，为30多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做法，改善了党与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科研、教育、文艺等工作条例中都提出了关心生活的要求。如“做好总务后勤工作，保证教学”；“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建立和改进对各类（科研）人员的考核、晋级和奖励制度”；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注意解决他们生活上、工作上的特殊需要；工作单位注意举办福利事业；等等。本着这种精神，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了若干从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特殊措施。
    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从8月份开始，特殊供应他们肉（一、二级高知：4斤／三、四级高知：2斤），白糖（2斤／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2斤）。后来，因为副食品实在紧张，从11月份开始，党内高级干部供应标准比原来减少一半，高级知识分子的供应标准却没有改变。当时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采取这些措施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它对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保持他们的健康起了积极作用。
    总观6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工作，范围广，力度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思想解放，与党同心同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经济、科技、文化的迅速恢复、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5-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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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81、379、339、380.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10.
    [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305-30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16-217.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86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14-51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67-368.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