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国内最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兴起于明初，鼎盛于清代，山西边商、内商、外商、票商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商界劲旅积极参与了明清时期国内外的重大经济事件，曾在漫长的五个世纪里为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商的大规模活动引起了当时和后来人的广泛兴趣和关注。笔者在借鉴了有关山西商人和族谱学研究领域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与官僚一体化的进程、作用、特点以及官商一体对明清经济发展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明清官商合体家族的出现
    古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奉行重本抑末政策，限制商人的发展，商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从汉初开始国家就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为吏作官，明令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这种政策一直沿续了一千五六百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有诏："'土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宜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昉奏：'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篼子，舁不得过二人。'"[①]明初洪武三年规定庶人服饰"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②]这种歧视商人的做法随处可以看到。然而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给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商人积极寻找机会，力求改变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他们不断向官府渗透，俟机发展势力。汉朝时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③]的记载，到东汉王朝建立以后，一批新贵族与官僚、地主、豪商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豪强地主集团。西晋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封建官僚做官的同时也在大肆敛财。唐代的则天女皇出生于一个木材商人之家，其父早年经营木材生意，以财力支持李唐起兵，后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④]就是这样，武则天在她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也常因出身低微而受辱。重儒轻商重农轻商的时代，使许多商人感到压抑和不满。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大发展，国家对商人的限制渐渐放松了，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非常活跃，商人的贸易活动已不单纯为满足王公贵戚、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贩卖手工业原料、粮食和一般的生活用品，商人的活动范围和频率扩大增多，一些有了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人运用积累的资本运动官府，商人的处境逐渐有了好转，地位渐渐得到提高。
    官商合体家族的出现是明清经济发展的结果。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扩充，必然引发商人参政议政分享政权的愿望和可能。在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他们的子弟通过交结地方官吏以郡县学籍参加了科考，一部分商家子弟由此步入仕途，而官府对此并不明令禁止，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不许商人子弟仕宦为官的成例。卿相出自科举是明代的定制，商人子弟入仕做官，提高了商人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庭借此利用其政治地位巩固他们商业上取得的成就，这就是出现官商一体化家族的最根本原因。到了万历年间，政府允许商人子弟有正式学籍参加科考，商人子弟参政有了切实保障。如山西明清两代的官商家族阎若琚一家就是商籍子弟参加科考的直接受益者。阎氏祖代生活在太原，明正德初年，阎氏舍耕读世习而移驻扬州业盐，五世祖西渠公阎居暗时，跻入两淮盐商的行列。祖父阎世科则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官居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父亲阎修龄于崇祯八年以"商籍"入淮安府学，这是两淮盐商和两浙盐商的一种特权，当时府州县学特设专门名额，用以接受盐商子弟。后来阎家还有几人进入府州县学科举及第。哥哥阎若琛、堂兄阎洞都是以商籍入学，并先后成为进士。阎本人也于清顺治八年以商籍入淮安府学[⑤]。也就是说，阎氏一族利用商籍者大有人在，这个家族属于官商相互渗透的大家族。还有清初顺治十七八年间任工部尚书的杨义也是在明末以商籍参加科考步入仕途的。关于他的家系，有记载说："大司空杨公讳义，号昆岳，山西洪洞人。其先世业盐淮南，公以儒术起家。"[⑥]杨义曾做过两浙及长芦盐运使，因此不少书上都说他任盐政职是"承世业理盐策"。商籍子弟参加了科考，商儒不通的界限至此彻底打破，这是明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明清商人与其他时期商人的重要区别所在。
    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关键在于官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家族中的子弟要读书做官，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财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为此，一个家族为了让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经商，子孙在家族财力的支持下成为官僚学者扬名显姓，反过来又提高了家族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当时的许多山西官商家族就认识到：官商结合型家庭是一种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必须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发展。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的商人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