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官商家族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明清山西官商家族是封建经济和政治结合的产物，是明清经济发展的结果。官商应政府之召而起，所以他们对政权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他们的活动除了对繁荣经济有积极影响外，还满足了政府在军事上的物质供应和财政上的需要，因为官商比民商多一种功能，即封建政府的工具，为巩固封建政权做出了贡献。山西官商家族的命运与封建国家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所以明清山西官商家族的兴盛几乎没有超过二百年的。明初实行开中制时，输粮入边的商人大部分是晋商。到了清代，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更加密切，比如介休范氏家族，就是因官而盛因官而败的。史书记载，明末范氏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是当时关外八家大商之一。清入关以后，顺治帝赐范永斗"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15]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经济上政治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这个家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政府输送大量军粮，并出私财支援军饷。据《清史稿》卷317载："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其后，此类助军之举不断，范家成了皇商，发了大财。据谱谍学和晋商研究的成果看，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在科举方面，有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可以说，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官半商的豪门富商之家[16]。到乾隆后期，范氏经营的采铜业无利可图，盐业因资金短绌等原因也不很景气，拖欠官项过多，被革去了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又被查封家产。范氏自"毓"字辈兴旺，到"清"字辈时基本上还可以说是守成，而到了"木"字辈时，便不很景气了[17]。对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得山西官商的独立性少了一些，并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软弱，无法避免与封建政权的同生共灭。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在魄力、财力、势力几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种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18]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影响。有人谈到福建商帮时也曾提到士绅官僚阶层在明清福建海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官商不但积极参与这种违法的海上贸易，而且成为海上走私活动的庇护者。由于势家宦族与海上贸易的关系愈来愈密切，福建商帮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封建的政治中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明朝政府对于海上贸易政策的制定。隆庆四年明王朝与蒙古俺答议和过程中，晋商出于贸易的需要，积极推波助澜，通过朝中官僚，促成蒙汉议和、开边互市。封贡之议初起时，朝廷曾犹豫不决，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提出"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王崇古的奏议得到了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的大力支持。实际上，这是王、张家族运动高拱的结果。与俺答议和互市，对当时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是极为有利的，史书记载王崇古在宣大总督任上时"广召商贩，听令贸易"。所以我们不能无视王崇古、张四维他们身后的那层社会背景。从明代官商家族相互支持、相互受益，到清朝转而以商为主、官为商服务的官商家族，可以说是明清山西官商合体家族的演变趋势。
    注释：
    ①《宋史·舆服志》。
    ②《明史·舆服志》。
    ③《后汉书·班固传》。
    ④《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⑤⑥[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248页，第267页。
    ⑦⑧《明史·张四维传》。
    ⑨⑩[13][14][16]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137-138页，268页，218页，215页。
    [11]郭荣生：《清朝山西进士》，台湾山西文献出版社民国六十五年版第39-40页。
    [12]《清史稿·选举志》。
    [15]乾隆《介休志》卷9《人物》。
    [17]参考《谱谍学研究》第2辑：[日]松浦章《山西商人范…家族的谱系和事迹》。
    [18]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