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大陆沿海的闽、粤、桂地带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一环，但该地带位于武夷-南岭山地这一南北间自然与人文重要分水岭的东、南一隅，是我国早期古文化发展过程中地域特色非常浓厚的一个区系，先秦文化的发展不同于商周模式，也不完全相同于分水岭以北的百越系统的北部地带。一般认为这一时空的社会文化落后于中原，但承认先秦某时已建立了青铜文明[1]，只有少数认为整个先秦都没有脱离原始社会[2]。完全对立的一类看法是不承认这一时空文化的阶段性滞后，认为商周时期这里与中原的青铜文明基本同步[3]。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具体、历史地考察这一时空社会文化的发展，重申先秦的华南向青铜时代和国家文明渐变过程的看法。
    一、夏商时期原始文化的持续发展
    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相继进入青铜文明的夏商时期，武夷-南岭的东、南沿海一侧古文化的基本格局却表现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持续发展，没有青铜文化和国家组织形成的证据。
    1.新石器文化的持续发展
    华南沿海夏商两代的古文化基本延续龙山时代的区系格局。在闽江流域，分别以下游地区的昙石山上层类型和黄土仑类型文化为代表。昙石山上层类型集中分布于闽江下游及闽东北沿海，浙南和福建全境其它地区都有该类型文化因素的波及。黄土仑类型分布于闽江下游，闽西、闽北地区可见该类型文化的影响。此外，与这两类文化基本同时、在闽北地区是马岭类型-白主段类型文化的先后发展[4]。
    在珠江三角洲和北江流域分布着河宕（晚期）类型、东澳湾类型遗存和石峡中层类型。河宕类型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自龙山时代延续至夏商前后，东澳湾类型、石峡中层类型分别是夏商时期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和北江流域地区的古文化[5]。
    在九龙江、韩江流域，夏商时期的古文化类型也逐步得以认识。在粤东，普宁虎头埔窑址、池尾北山遗址代表了本地区夏代前后的文化面貌；平远水口山窑址的内涵以往视为西周遗存，从该遗存中与昙石山上层类型相似的彩绘陶和与石峡中层类型等类似的印纹陶器看，应不晚于商代。在闽南，夏商时期的遗存见于惠安蚁山和云霄墓林山（早期）[6]。
    西江流域地区早期古文化的编年较薄弱，确认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很少。但桂南地区以钦州独料、隆安大龙潭等遗存为代表的、以大石铲特点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在绝对年代上很可能已晚到夏商时期或更晚[7]。
    在上述各区系类型中，技术发展水平还相当原始，可靠地层和典型遗迹单位中共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特点，不见任何青铜器具。闽江流域各类型常见小型石锛、镞及骨、贝器等工具；珠江和北江各类型也多是西樵山式的中小型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器等，东澳湾更多石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而石峡中层多是一些适于农耕的大型和长身石器。这些工具组合均没有向青铜工具形态过渡的迹象，两区系内零星采集的青铜器中也无明确早至商代的铜器。因此夏商时期的闽、粤、桂等华南沿海地区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确凿证据，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的发展水平，这是制约早期文明发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2.基本封闭的土著文化格局
    上述各时空文化的核心仍是本地区土著文化的延续，夏、商王朝等文明中心区的文化影响是次要的。
    在闽江流域，昙石山上层类型以赭衣和黑彩的橙黄陶和几何印纹灰硬陶共出为特点；黄土仑类型以拍印、刻划几何纹与仿铜纹样的灰硬陶为特点；在珠江三角洲与北江流域，石峡中层类型、河宕类型均以几何纹和仿铜纹样的印纹软陶为特点；东澳湾类型以绳纹软陶为特点；粤东闽南及西江流域同期各类型文化也有类似的陶系特点。这些文化类型的陶器在组合上均以圜底器、圜凹底器、圈足器为特点，常见器类主要是圜（凹）底的釜、罐、甗、尊、壶、钵及圈足壶、簋、尊、豆等，极少见三足、袋足器，更不见中原夏商式的鼎、鬲、甗、斝等器，构成一个基本不同于夏、商文化的古文化地带，这一传统实际上是昙石山文化、金兰寺下层文化等这一地区龙山时代及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业已形成的土著文化的延续。这些文化类型应就是吴越文化传播、形成融合型的"闽越"、"南越"等百越文化之前，这一地区原住的"闽"、"粤"、"瓯"等土著民族的文化遗存[8]。
    这些土著文化陶器中也出现了象云雷纹、回纹等仿商周铜器纹样，大口陶尊等个别有夏、商文化特点的造型，但这类文化影响非常有限，更没有出现夏、商文化的鼎、斝等青铜礼器组合，没有改变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土著文化格局。这一基本封闭的文化格局是本地区社会发展滞后、夏商王朝中心区成熟的奴隶制形态难于在这一区系中影响或"嫁接"的基本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