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张上层、溪头上层、石峡上层等西周春秋时期的典型地层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青铜镞、短剑、矛、钺、锥等兵、工类器具，仅石峡上层就发现23件[13]。
    墓葬中的青铜文化资料更为明确，如武鸣马头元龙坡350座西周墓发现铜盘、卣、刀、矛、钺、斧、匕、镦、镞等计110件，与陶、玉、石器共出；南安大盈寨山西周墓出铜戈（戚）、矛、锛、铃等20件，采集铜斧1件，附近发现了具有浮滨类型特点的石、陶器；政和铁山蚌山春秋墓出铜剑、矛等3件，与铁山类型陶、原始瓷器共出[14]。
    此外，这一带考古发现中还有大量零星出土或采集的没有共出关系的青铜器，内涵特点与上述地层及墓葬所见大体一致，也应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重要的如福建建瓯的3件西周铜铙（甬钟）；广东信宜光头岭1件西周铜盉，曲江马鞍山1件西周铜铙，连平彭山春秋甬钟、淳于各1件；广西灌阳的1件西周铜铙，宾阳木荣村西周铜罍、钟各1件，荔浦马蹄塘、陆川塘城春秋铜罍各1件等[15]。
    粤东饶平联饶顶大埔山浮滨类型墓地曾采集一件直内无胡铜戈，因与吴城二期等晚商时期同类器相似，以往一般将该铜器视为商代粤东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现在看来，浮滨类型延续时间很长，分期还有待探索；且在闽南大盈寨山遗址中类似的早期形态铜戈与周代特点的铜器共出，说明这些具有"晚商"特点的铜器在闽、粤地区的出现或延续使用主要是周代。类似的情形还有广西武鸣马头、兴安发现的窑藏"晚商"提梁卣2件、直内戈2件，形态与殷末铜器类似，但这几件铜器均无共出的陶器等物，也不应视为华南沿海青铜文化上限到商代的证据[16]。
    2.外来与土著文化的复合结构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华南沿海早期青铜文化主要是在吴越等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并与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福建铁山、大盈两类型青铜文化的内涵均很明显地表现为外来与土著两组文化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复合结构：（1）铁山类型的器类和造型是以吴越文化为主、土著文化为辅的组合。圆茎剑、两翼矛是铁山类型最常见的青铜器类，也是吴越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兵器组合，剑、矛、戈、斧、铙、凿等器类及总体造型均与商周及江南土墩墓为代表的吴越文化相同或相似；但个别器物的造型或装饰具有地方特点，如光泽浔江铜矛上的镞形纹、宁德猫头山铜戈上"人"字形堆饰等。两组因素的构成在铁山类型物质文化的其它类别上也有体现，如石圹、石床墓，席纹硬陶瓮、罐和釉陶碗、豆等，正是江南土墩墓文化代表性内涵；而延续使用的有段石锛，陶甗形器、单鋬罐等器类，则是昙石山上层-黄土仑类型或更早地层中的新石器土著文化因素延续。（2）大盈类型的青铜器除明显的商周、吴越等外来因素外，有更多土著文化因素。直内无胡戈、方銎斧、铃等主要器类是商周和吴越文化常见的，造型也大致相同或相似；钺形戈（戚）不见于商周文化，但见于浙江袁家汇早期吴越文化中。但该类型的本地特征多于铁山类型，如戈的内端内凹、援中起脊，钺形戈的台阶状栏部和网络纹饰，有段铜锛纹饰简化，兽目和倒"八"字眉须的瓦状斧、铜铃上的几何纹饰等，均是商周文化和吴越文化铜器所不见的，却大多可在本地区浮滨类型及更早的原始文化的石器、陶器上找到同类特点[17]。
    两广青铜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与商周、吴越等外来青铜文化的相当共性，但也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各地出土的铜卣、盉、罍、盘、钟、铙、剑、戈、矛等均与商周及吴越同类器基本相同；但武鸣元龙坡西周春秋墓地刀、钺、匕首、镞等器则富有地方特色。此外，在作为这些青铜器主要共出关系的、具有浓厚岭南土著文化特点的夔纹陶类型的陶器组合中，也可看到一些吴越文化的痕迹，如石峡上层的原始瓷豆、钵等与江南土墩墓中典型的同类器相同，但是，陶器上所能看到的这些吴越文化因素要远远少于青铜器上所见到的。元龙坡墓地的陶器更主要是火候不高的素面、绳纹和朱绘的软陶，地方特点更浓厚。
    根据这些分析，西周春秋时期华南沿海的民族文化仍主要以闽、粤、瓯等土著文化为基础，吸收吴越等文化因素形成的融合形态，即"闽越"、"南越"的早期文化。而他们的青铜文化除具有土著文化的痕迹外，主要是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或商周青铜文化通过吴越文化为中介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
    3.经济与社会形态的考古推测
    随着青铜文化的出现、土著文化封闭格局的打破和先进的吴越文明的传播，两周时期华南沿海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首先，农耕与畜养等生产性活动开始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两周时期是全新世时期的一次最严重的气候持续转寒期，这一生态剧变既是诱发吴越文化向南推进的一个原因，同时气候的转寒还减少了自然的赐予；对主要依靠天然食物的攫取式的原始经济形态是个极大的压力，成为迫使生产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吴越文化的传播带来了青铜斧、钺、刀等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与技术也随之传入，成为农耕经济较之前一时期有重大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些青铜农具还与石器共出，不见犁、锄等农具，说明农业经济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不能与长江、黄河流域发达的农耕文化水平相比较。
    其次，随着商周与吴越文化的传播，上层社会的生活制度、典章法式也不同程度影响或传入。建瓯、灌阳等地发现的西周铜钟（铙）与同期江南各地发现的用于军旅集会或祭祀山川的南方大铙相同，青铜兵器中常见剑、矛、戈，与吴越文化兵器组合规律相同，这些说明吴越等文明社会的礼乐制度、宗教祭祀、军兵法式已经影响到这一地区。福建南安发现的12件成套石锛，大小递变，出土时分三层依次排列，没有砍、凿使用的痕迹[18]，这是仅见于本地区的专门仪式用器，说明闽越上层社会的生活模式并不全同于商周、吴越文化。无论如何，这些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夏商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所不见的。
    最后，阶级分化、冲突正在发展，文明社会的一些现象正在起源。大盈、铁山等以随葬青铜兵器为主的墓葬不是一般的平民墓葬，应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处于社会上层的部落首领或军事头目；元龙坡的一些墓葬不但发现了兵器，还随葬铜卣、盘等精美贵重的盛食器，可见这些上层贵族的社会生活与一般平民的距离在扩大。这些线索表明，夏商时代的那种社会分层不明显、组织结构简单朴素的土著原始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出现了只有文明社会才具有的一些复杂现象。
    但是，这种初步的文明社会现象还只是萌芽阶段的，上述各铜器墓葬的规模所对应的只能是小地域内集权贵族--群团首领或部落酋长一类。这一时空考古中始终缺乏较大型的墓葬和城址的发现，说明具有较大范围控制能力的"王国"社会还没有出现，大致处于国家文明的起源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