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国前后青铜文化的鼎盛与方国文明的出现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的又一重要转折点，通过诸候国间的兼并融合逐步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雏形，对周边民族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加速了包括华南沿海在内的边远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1.考古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继铁山类型之后，闽江流域的考古文化表现为富林岗类型和庄边山类型两类，约属战国至西汉前期。富林岗类型以几何印纹陶釜、瓮、罐、瓿、匏壶等类似于同期江南"百越"文化的土著因素为主，以仿铜陶鼎、香熏等汉文化因素为辅的二组因素组合，是在前期铁山类型青铜文化基础上受楚、汉文化影响的闽越文化的延续体。庄边山类型则是以仿铜陶鼎、豆、盒、壶等楚汉文化为主，兼出富林岗式几何印纹陶器为辅的二组因素组合，应是移居闽越地的楚、汉人受到当地土著文化影响的融合形态，只是某一特殊历史事件的产物，不是闽江流域文化的主体。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两广，夔纹陶类型晚期不同程度地延续至战国早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战国时期"米字纹陶类型"，该类型延续至秦汉初并发展"方格纹加戳印陶类型"。粤东闽南地区的同期文化基本接近于珠江三角洲。
    就是说，表现在日用陶器的组合和造型上，"闽越"、"南越"文化仍是战国前后华南沿海民族文化的主体。
    2.青铜文化的鼎盛及铁器文化的初现
    华南沿海战国时期的考古文化是在前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发展的，相继处于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并向铁器时代过渡。
    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夔纹陶类型墓葬中，青铜文化达到了鼎盛阶段。清远马头岗M1、M2出铜鼎、罍、缶、钟、钲、镦、矛、斧、剑、戚、镞、人首柱形器等计64件；四会鸟旦山M1、高地园M1、M2出青铜鼎、盉、铎、鉴、洗、戈、矛、剑、钺、斧、人首柱形器、半球形器等计76件；罗定夫背山M1、南门洞M1、M3出铜鼎、鉴、盉、缶、钟、钲、钺、镰、戈、矛、斧、剑、镦、人首柱形器等计235件；怀集栏马山M1出铜鼎、斧、人首柱形器等计7件；和平龙子山M1出铜鼎、钺、戈等5件。以上各墓均与夔纹陶类型陶、原始瓷器共出。此外，恭城秧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残墓出铜鼎、罍、尊、钟、短剑、戈、斧、镞、兽首柱形器计31件[19]。
    在米字纹陶类型中，青铜文化继续鼎盛并向铁器文化过渡。德庆落雁山战国晚期M1出土铜鼎、铎、矛、剑、斧、越、镦、镞等15件；罗定南门洞战国晚期M2出铜剑、矛、刀等4件；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或秦汉初期？）墓就出土鼎、壶、三足盘、编钟、提桶、斧、锛、铲、刻马、镜、人首柱形等青铜器108件；广宁铜鼓岗战国M2-M22发现铜鼎、盘、剑、矛、钺、斧、凿、锄、锸、削、镞、半球形器等295件；宾阳韦坡村战国晚期M1、M2共出铜鼎、钟、剑、斧、钺等计20件；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的铁斧、锸是该类型发现铁器的最早地层；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晚期（秦汉初？）110座墓发现377件铜器与181件铁器[20]。
    上述青铜、铁器文化中，周、楚及吴越等外来青铜文化因素仍占主流，不同程度的地方特点是次要的。首先，铜兽足鼎、卣、盉、罍、缶、鉴、洗等容器，钟、钲、铎等乐器，戈、矛、剑、镞、斧、钺、镰等兵器、工具类，及铁斧、锸等器均与周、楚及吴越地区所见相同或相似。其次，青铜淳于、提桶、外撇足鼎、靴形斧等器类，仅见于江南的楚、越文化及邻近地区。再次，恭城、罗定、四会等墓所出周、楚及吴越文化造型相同或相似的尊、矛、钺、斧等器类，器身装饰蛇、蛙纹或"王"字符号，地方特色浓厚。最后，兽首或人首柱形器、半球形器等器物是两广仅见的。
    福建的青铜文化内涵比较贫乏，闽西、南的武平、大田、漳埔零星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剑、斧，属于铁山类型的延续，富林岗类型青铜器与犁铧、锄、锸、耙、斧、刀、镰等铁器共出。这些铜、铁器与吴越及楚汉地区所见无异。
    可见，主要由于周、楚、汉及吴越文化的影响，华南沿海青铜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并向铁器时代初期过渡，技术发展水平的这一明显进步成为社会形态向更高形态进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