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闽越"、"南越"等王国社会的出现
    据《史记》载，汉高祖元年，赵佗在番禺自称"南越武王"、立"南越国"，直至元鼎六年被汉灭。高祖五年，无诸于东冶称"闽越王"，在元封元年灭国。目前虽无闽、广越人建立王国政权更早的明确记录，但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带由小国寡民的酋邦社会向能控引一方的王国社会的发展应早于汉初，出现于战国时期。
    首先，秦汉初闽越、南越王国社会的重要经济基础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标志着华南沿海地区稻作农业已逐步赶上楚、汉地区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一技术史的进步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其次，秦汉初闽越、南越王国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是模仿楚、汉文明，接受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等级制，这可在两广汉墓成套青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的使用中得以说明。但是，春秋晚期以来随着周、楚、吴越文化的进一步传播，特别是战国以后强大的楚国对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控制促使楚、越文化的接触日益增多，越人土著上层所仰慕的北方文明社会式的生活制度已经全面、深刻地传入。以青铜鼎为代表的礼器的使用成为战国以来两广铜器墓的重要特点，这在西周和春秋早中期的墓葬中是没有的，有些墓还直接使用周、楚式的兽足鼎，虽然没有周、楚式严格的用鼎制度，但用鼎数与墓葬规模也相一致；清远、罗定、博罗等地[21]墓葬和窖藏使用成套编钟，虽没有象周、楚编钟的规律可寻，但也大小相配。可见，在周、楚地区渐趋衰弱的"周礼"从战国前后开始确实在华南沿海地区发育，成为这一边缘地带社会历史发展步伐逐渐靠近岭北的重要标志。
    再次，社会分化更加激烈、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中产生以"王"为最上层的国家社会的组织结构。四会、罗定、清远、怀集、恭城、肇庆等地发现的含青铜器和礼乐器的大、中型墓葬，均随葬具有仪仗性质的铜人首杖头，部分杖头及矛、钺上铸有"王"字符。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内涵都已不是春秋以前的部落首领或酋长墓所能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贵族墓，而应是与王国最高统治者"王"或宗室有密切关系的上层人物的墓葬。其中恭城秧家春秋晚至战国早期残墓发现铜器31件，用鼎数5件，兽首杖头2件，随获器物还有散失，这应是岭南最早的一座高规格墓；肇庆松山墓长8米，宽4.7米，深6米，木椁漆棺，随葬铜、陶、金、玉、石、琉璃器139件，用鼎5件，人首杖头4件，这是岭南最早的一座大型墓。中型墓更多，如罗定夫背山M1墓室长4米、宽2米，随葬品116件，其中铜鼎2件，墓底两端各竖立2件人面朝外的杖头，后端2件杖头及矛上有"王"字符；罗定南门洞M1规模与之一样，随葬品达137件，用鼎3件，人首杖头4件，矛、刀上有"王"字符。依周礼，五鼎"少牢"是仅次于诸侯王的卿大夫一级的特权，三鼎"少牢"是士大夫的特权，《国语·楚语下》载："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礼以特性"。上述五鼎墓"很可能是属于'君王'一级的南越郡国上层统治者"，二或三鼎墓"大概属'将'一级的南越上层统治贵族"[22]。这些现象说明，约从战国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只有王国社会才可能有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文明社会的组织结构。
    最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都有两汉闽越、南越王国延续先秦古国发展而来的线索。依《史记·东越列传》，在秦统一天下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被"皆废为君长"，汉五年"复立"为闽越王和东海王。可见，闽越及东海是先秦时期业已存在的古国。闽越都东冶旧址今福州一带的秦汉遗存也多上限至战国晚期；闽越的另一政治中心崇安城村古城可能是余善割据政权"都城"，但该城也有始建于战国时期的证据[23]。南越国也有类似的历史过程，《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兵攻打南越时发丘五十万，"三年不解甲驰驽"，《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还说："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可以想象，南越人的抵抗并不是部落社会的弱族，可与强大的秦国大军抗衡的应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卫国之师。南越国都番禺也不是短短的汉初几年建成的，《人间训》载秦丘来攻时兵分五路，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可知也是早已繁荣的先秦古都[24]。
    就是说，约从战国时期起，华南沿海的社会文化面貌、历史进程与北部地区的周、楚、汉文明已经基本接近，建立了闽越、南越民族的"国家"政权，很可能就是汉初"复立"的闽越、南越等王国的直接前身。
    四、两点思考
    （一）要恰当评估先秦时期华南沿海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必须将这一时空文化看成一个动态整体，具体、历史地考察它的发展变化过程。华南沿海约于周代进入青铜时代，战国时期建立起国家文明社会，分别要落后于中原地区达1000年和1500年以上。可见，夏商周文化并不代表中国文明的统一步伐。我们不应忽视华南沿海地处华夏青铜文明的边缘这一基本事实，过高估计了中国先秦社会历史的统一性，将夏商周青铜文明模式等同于边远地区的早期历史。如将华南沿海地区商周时期的遗存等同于"商周青铜器时代遗址"和"奴隶社会阶段"，将几何印纹陶文化笼统看成华南青铜时代或"文明时代"的文化，都不是历史事实。
    华南沿海的先秦史还告诉我们，青铜文化并不等同于文明时代。青铜时代是技术史序列中的一个阶段，"文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5]。虽然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文明史和技术史间没有具体的、必然的和全球一致的联系，如欧洲大陆文明史都是伴随着成熟的铁器时代文化而出现的，美洲的玛雅文明则是以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文化为基础的，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则与青铜文化一同肇始。华南沿海国家文明社会的确立要比本地区青铜文化的出现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