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南沿海早期文明进程的明显滞后有自然和文化的多方面原因。
    首先，华南沿海地处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湿热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种群，为早期人群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来源，制约了生产性经济的发展。由前述可知，直到夏商前后，这一地区采集渔猎仍然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西周春秋前后农耕经济发展水平仍远不及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先秦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缺乏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起码的物质文化基础。
    其次，土著先民文化的特殊性，也是社会发展道路有别于华夏等其它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百越及其先民不但在物质文化、而且在精神文化传统上不同于其它民族，除吴越、干越等百越北部族系因地域关系较早接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外，华南沿海的闽越、南越等群体的民族文化特殊性更为强烈。如果不是来自北部的华夏等先进的青铜文化和文明组织模式的强烈介入，加速了土著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和进程，华南沿海地区的文明史可能还要推迟到来。
    最后，东亚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在黄河中下流域即"中原"，这一看法并不因为文明因素多元起源的考古发现而受到挑战。外部、主要是夏商周文明因素的介入是加速华南沿海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武夷-南岭山地的强烈阻隔延缓了华夏等先进文明的影响速度，故北部地区的文明不能同步带动华南沿南早期文明的产生。
    注释：
    [1]林惠祥：《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4期；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几何印纹陶》，《文物集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徐恒彬：《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出版；俞越人：《福建南安发现的青铜器和福建的青铜文化》，《考古》1978年5期。
    [2]区家发：《广东先秦社会初探--兼论38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墓主人问题》，《学术研究》1991年1期；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4期；黄展岳：《两广先秦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陈龙等：《试谈黄土仑印纹陶器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前引《文物集刊》第三辑；陈国强等主编：《闽台考古》（第三章），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简明广东史》（第二，三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式挺：《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辩》，载《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4][10]林公务：《福建史前文化遗存概论》，《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吴春明：《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2期。
    [5]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李岩：《试析东澳湾遗存》，《考古》1990年9期。
    [6]同[4]林文；[5]朱文；吴春明：《粤东闽南早期古文化的初步分析》，载《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7]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蓝日勇：《建国以来广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广西文物》1991年1期。
    [8]吴春明：《闽文化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3期。
    [9]吴春明：《对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几点思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3期；同[5]。
    [11]同[1]徐文；徐恒彬：《广东几何印纹陶纹饰演变初步认识》，《文物集刊》第三辑。
    [12]同[6]；朱非素：《闽粤地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探索》，《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13]陈存洗等：《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1990年4期；朱非素：《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广东《文博通讯》第三期（1978年）。
    [14]广西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2期；庄锦清等：《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3期；铁山中学等：《福建政和县发现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和印纹陶器》，《考古》1979年6期。
    [15][16]王振镛：《福建建瓯县出土西周铜钟》，《文物》1980年11期；徐恒彬：《广东信宜出土西周铜盉》，《文物》1975年11期；彭绍结等：《马坝发现西周晚期铜铙》，《广东文博》1985年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1984年9期；蒋庭瑜等：《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7]吴春明：《福建先秦青铜器文化类型的初步探索》，《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1期并见[1]徐文；[2]黄文；[15]蒋文。
    [18]张仲淳等：《福建南安县发现成套石锛》，《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1日。
    [19]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2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3期；《广东四会鸟蛋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2期；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4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1期；《广东罗定夫背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3期；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1期。
    [20]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9期；《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11期；《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学集刊（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2期；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10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2期。
    [21]邱立诚等：《广东博罗出土一组青铜编钟》，《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22]邱立诚：《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刍议》，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
    [23]吴春明：《闽越故冶地望的新探索》，《福建文博》1994年1期；崇安城村古城及其邻近的聚落遗址群内涵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富林岗类型，古城C-14年代数据为距今2375±80年和2630+125年。
    [24]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