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山西官商特征
    与明代官商家族不同的是，清代的山西官商家族中难以分辨官与商孰高孰低孰重孰轻，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更。与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农轻商、重儒轻商观念根本不同的是，明清山西商人对自己的经商活动并不轻看，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⑩]认为业商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较之他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分。不少山西籍人士在科考与业商二者间甚至更热衷于商道，因此清代山西人在商业财产不断聚增的同时，科举方面却呈现出滑坡态势，中进士的人数代有递减，不少有才智的商人子弟舍仕而业商。清代山西进士人数的增减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西人在清代重商营轻科举的倾向。据统计，山西在顺治时每科进士平均33人，康熙间每科16人，乾隆、嘉庆时每科不足12人，道光、咸丰、同治间每科不足10人，光绪年间，略有增加，却也仅仅10人。[1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参加科考的举子日益减少，在整个清朝竟无一山西人考中状元，这与清代山西票号、当铺的兴盛和一些有胆有识人士云游四方经营买卖不无关系。
    清代官商家族中捐官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明代通过科考取得功名是不同的。明代有捐官，但数量很少，如张四维的弟弟张四教、叔父张遐龄就是通过捐银当上了龙虎卫指挥佥事和太医院吏目，山西平阳府的高瓒捐纳四百金当上指挥同知官，等等，这都是成化以后的事了。康熙十三年，朝廷用兵三藩，军需紧急，清政府颁布了捐纳令，本拟暂开捐例，以救燃眉，然而兵事之后，又屡有拯荒、河工事宜，捐纳不停，之后一些地方大员在地方财力不济的时候，也借机奏请开捐。如"雍正二年开阿尔台运米事例；五年，直隶水灾，议兴营田，从大学士朱轼请开营田事例；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滇黔垦荒，经费无著，请开捐如营田例。……"[12]捐纳实际上成为一种科举正途外的选举制。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贯穿了整个清朝，这对清代山西官商家族的构成甚至清朝政治都有影响。捐官文职可至郎中道员，武职可至千总把总至参将，有钱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捐银轻易得官，这对已经积累了一定资产的山西商人是极为便利的。比如咸丰二年二月至咸丰三年正月，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要求各省商人捐银，山西一省捐银近160万两，占了全国当年捐银数的三分之一多，为全国之冠。捐银的同时，自然可以买得一官半职。商人在经营买卖的同时，通过捐纳途径得到一个官缺，经商做官二者合一，一身二任，似乎更象是绅商，既有钱财，又不乏地位，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这与明代官商家族中官和商分离是根本不同的。但是捐钱买官最终还会限制仕途上的发展，于是清代山西官商家族中很难再现如明代王氏、张氏等那样政治地位显赫的官商大族。这是清代山西官商家族有别于明代的一个主要特点。
    清代官商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就远比政治方面大一些。到了清代，晋商发展至鼎盛时期，晋商在对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又使一大批山西票号问世，晋商一时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山西商帮的实力和影响大增，如介休的范氏、祁县的乔氏、祁县的渠氏、榆次的常氏等等家族，都在二三百年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山西票号的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这也就是山西票号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重要原因。与明代官商家族不同的是，清代的许多官商家族是要借助政治的手段来扩张经济实力，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经济扩充财源。票号兴起之后，票商除了扩展金融业务外，还积极从事自己或他人捐纳事宜，"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13]据说张之洞当年为山西巡抚时，想方设法谋取更高的官职，他找协同庆票号借银十万，一年后张之洞放任两广总督，果然就把广东的财粮国税交协同庆解运，协同庆因此在两三年间就盈利百万。再说祁县乔氏，为了其商业兴盛，家族中一直注重交结官府，"上至皇室亲贵，下至州府县吏，四面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14]乔氏兴起于清初，鼎盛于光绪年间，乔家子弟有科名的人不少，但并不显赫，目的明显是要发财，而不是做官。对于商人来说，求得官位是一种社会荣誉，是事业成功的装饰，同时对于现实的商业活动也可带来有形无形的利益。
    祁县渠氏官商家族的代表人物是近代开明富商渠本翘。渠本翘，清同治元年生，民国八年卒，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驻横滨领事，可渠本翘在发展山西近代工业方面的成就和影响远比他做内阁中书和横滨领事大得多。渠本翘的主要功绩是在经营公司创办山西民族工业方面，比如后来他与平遥籍的票商李宏龄力行票号改革，要求改组银行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等等。虽然因票号总号的坐成和反对而告吹，但他们的见识是常人难与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