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 1500-1840年,中国发生了若干意义深远的变化,为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贸易的政治环境的改善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国家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和更加中央集权化了。近代早期欧洲人指望一个“民族国家”在推动全国市场形成方面去做的大部分事情,明清中国国家都做了。在明清时期,中国内地极少贸易障碍。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传统的贸易限制,在清朝的统治下,也在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各地在度量衡方面虽然还自有特色,但是一套正式的(或者说标准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在此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此外,一般而言,明清国家很少干预国内贸易,相反倒常常鼓励粮食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长途贸易。 (二)交通运输的发展 在此时期,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大了。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 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5、247~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500万吨。与此相对照,19世纪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在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到1841年,其总载量增至283万吨, 但仍远逊中国(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7~48、8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陆运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这些干道不仅将中国所有的内地省份和大多数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也把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疆地区和内地连接了起来(注: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63~22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三)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这三个地带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20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注:参阅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8(3)。)。以这种地域分工为基础,中国形成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上述三个地带为腹地的经济整体。这三个地带如同三个同心圆围绕着核心,人口与财富集中的程度依次递减。长江三角洲不仅是中国水运系统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国贸易、工业、商业、金融乃至文化的中心,几乎整个中国都在其最大商业腹地的范围之内。 (四)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 建立在地缘纽带基础之上的十个最大的商人集团,即一般所说的“十大商帮”,出现于16世纪后期,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这些商帮全都从事长途贸易,创建了各自的跨地区的商业网。其中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更几乎涵盖了全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在明代后期,大商人的资本通常是五十万两(银)级的,最高为百万两水平。到了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已达到百万两级,拥有资本数百万两已属寻常,多者进入千万两(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因此明代商人资本的集中与清代不可同日而语。 (五)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趋势,这是此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9世纪初期,超过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这些人口包括了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连同家属约5000多万人)(注:吴慧:《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粮测估--以宋、明、清为例》,载《货殖》,1999(3)。)。同时,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注: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因此,此时期的中国经济,远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家庭内自给”或“地方性自给”。相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与近代早期的西欧相比,明清中国的农村可能是“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了(注: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73, p. 277.)。这些变化,为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奠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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