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
    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都必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在此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种流动的发展视为全国市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上述三个多世纪内，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的流动有了巨大的增长。
    （一）商品流动
    在对商品流动的研究中，跨地区贸易是关键。
    16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主要限于奢侈品贸易和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的贸易。像粮食和布匹等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则主要限于地方市场上的交易，在跨地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对规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增长非常迅速。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长途贸易量增长了39倍之多（注：Fan I-chun: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Period, 1400-1850,Ph. D.dissertation, 1992, StanfordUniversity Library （Stanford）， p.130, p.132.）。跨地区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而且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了农产品（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按照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跨地区贸易中的粮食和布匹的总量，在这三个多世纪中增加了3倍，而丝织品的数量则增加了40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253、255～264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笔者近来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上述估计中一些明显偏低的情况进行修正，并加入更多种类的商品一同计算，那么长途贸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注：有关分析，见前述本人的同名论文《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 1500-1850》（将发表于Ralph Croizer主编的世界史学会第八届国际年会论文选集）。）。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这些比重都已相当的高。
    （二）劳力流动
    持续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是中国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最显著的历史现象之一。这个时期的移民活动与以前的国内移民活动相比，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性质上，都颇为不同。16世纪之前，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强制性的。但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是默许这种移民。大多数移民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向人口较少、经济较落后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和台湾，以寻求较好的发展机会（注：按照曹树基的研究，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在中国西南地区，这个比重高达39.3%。参阅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6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但是在东部地区，成长中的城镇也从附近农村和国内其他地区吸收了数量可观的移民（注：例如，在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两百多年中，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从10%增加到了20%。大多数迁入此地区城镇的移民是商人与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尽管此地区已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参阅李伯重： Agrica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 England），1998, p.21.）。不论在全国何处，都可以见到有移民在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移民浪潮，表现了劳力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资金流动
    在此时期内，中国的金融制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在18世纪以前，商人携带大量现款（例如数千乃至数万、数十万两银）跋涉数百里或数千里，到遥远的市场去采购商品，乃是常见现象。可见其时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还颇不发达。但是到了18世纪，出现了帐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最强大的商人集团--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0～43页，黄山书社，1993。）。由于这一进展，大笔资金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容易了。
    （四）信息流动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有两种商业情报收集方式在中国商人集团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一种主要用于晋商中。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21～22页，黄山书社，1993。）。另一种则多为徽商采用，主要是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机会召集在各地经商的族人集会，交流各种信息（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84～48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426～42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至于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在此时期，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从而使得商业情报的传布十分容易。
    总之，在商品、劳力、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三个多世纪中确实有重大进展。这一进展显示：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