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基本上是贸易关系。因此，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在近代早期欧洲，外贸的发展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但是在荷兰等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外贸的成长并未导致真正的全国市场的出现，尽管荷兰曾经握有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霸权（注：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p.277, p. 287, p.297.）。因此，外贸对全国市场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与那种中国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传统看法相反，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注：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17页， 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而中国在其中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外贸肯定对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外贸并非只是中西贸易，中国的亚洲邻国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清楚地看到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把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作一比较。
    （一）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比较
    1.贸易地位
    在此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贸易伙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由中国朝廷认可，在规定的时间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这种地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关系，尽管有时仅是纸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并无多大差异。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力求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这种“朝贡国”的地位。18世纪的世界强国英国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仍被当作“朝贡国”使团接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但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不同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较晚东来者如英、法、美等国）并未真正承认这种“朝贡国”的地位。相反，它们甚至还力图挑战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权威（例如葡萄牙之窃据澳门，荷兰、西班牙、俄国、英国之占据东亚若干地区等）。在私人贸易活动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成为中国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尽管在19世纪以前中国商人（特别是闽广商人）依然一直在东亚商业界居于支配地位（注：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
    2.商品构成
    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铜、海产以及香药犀象等。这些也正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俄和中美的贸易中，中国从俄、美输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参，输出纺织品、茶、瓷器，情况亦颇类似于中国在与朝鲜及北亚、中亚邻国的贸易。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的东亚邻国一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而中国则对对方的产品并无多少兴趣，只有一种产品例外，那就是白银。吴承明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间，有1.09亿两白银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国。这个数量颇为惊人，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亚洲却并非新现象。在17世纪后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080万两。而在18世纪，也有数以百万两计的白银从越南和缅甸流入中国（注：吴承明：《18与19 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 载《货殖》，1999（3）。对于16-19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孙毓棠、全汉升、王业键等人的估数均比吴承明的估数大很多。兹从吴说。）。
    但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也有一种重要的商品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中没有的，这就是鸦片。鸦片贸易成长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纪初成为中西贸易中，西方向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国的鸦片年进口数量，18世纪前期约为200担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则飙升至4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43、74页；林满红：《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年》，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这种毒品贸易，确实是传统的东亚贸易中从未有过的。
    3.贸易成长
    1500-1840年，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17世纪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购买中国生丝达到7000担，比日本的购买量多出三分之一（尽管西方购买的中国生丝中有一部分是转卖到日本的）。19世纪中期，日本购买中国生丝的数量锐减，东南亚的购买数量也增加缓慢，而西方国家的每年平均购买数量却跃升至16000担，大大超过东亚国家的购买数量（注：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pp.101～102, p.104.）。又如在棉布贸易方面，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棉布的最大购买者，每年平均进口中国棉布数十万匹。与此相对照，1786年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购买了372000匹中国棉布；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量剧增了3～6倍（注：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新版）（台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页。）。中西贸易的成长快于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的成长，也可见于前述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