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方面起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中西贸易成长迅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它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小（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250～253、255～264页；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 China,1368 -1968, AldincPublishingCo. （Chicago）， 1969.p.136.）。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西方能够起作用的空间（不论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是十分有限的。
    1.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外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闽广二省。随着外贸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外向化”。因此，迅速发展的外贸是否会把这些地区从中国的全国市场中“接”出去呢？
    一般而言，中国外贸与中国国内长途贸易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贸易。首先，这两种贸易中的基本贸易伙伴，可以大致分为两方。一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经济核心区），另一方则是中国的发展中地区、不发达地区以及外国。前者向后者输出纺织品、生丝和其他制成品，后者则向前者输出粮食、原料和白银。其次，尽管中国的外贸主要掌握在闽广商人手里，但是闽广商人通常扮演的是一种“转运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运送到海外的中国商品，大部分并非产于闽广；而他们运送回国的外国商品，大多数最终也是销售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贸易把闽广与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核心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中西贸易的迅速成长刺激了广东纺织业的发展，从而对上述贸易格局提出了挑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蓬勃发展中的广东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长江三角洲生产的生丝。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广东丝织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强了广东与中国的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
    2.白银的持续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银产量大约为7000万两，仅只为从西方国家输入白银的一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得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注：引自 Fernand Braudel: The Srtuctrues of Everyday Life-Civilization &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 vol. 1 （English Version）， Harper & Row （New York ）， 1981, p.439.）。中国的跨地区贸易是白银输入的主要受惠者之一。如果没有白银输入，中国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跨地区贸易发展就会因此受到严重制约。而国内跨地区贸易的发展是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关键。因此，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此时期中向中国输出白银的，并不仅仅是西方。
    自18世纪后期起，中西贸易中阴暗面逐渐显露出来。鸦片进口的不断扩大，加速了白银流出中国。在1800-1834年间，中国不得不为鸦片进口支付17190万两银子。尽管中国在其他贸易项目上仍然有可观的出超，但是中国白银的净流出量也达到了2910万两（注：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3、74页，人民出版社，1990。）。白银的流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紧缺（注：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透下了阴影。
    总之，在此时期中，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的东亚邻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同。不过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比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成长更快，所以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显著。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列强在来到东亚以前，就已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商业帝国，来到东亚以后，它们并不服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原有的游戏规则。相反，它们还努力寻求对此贸易圈的霸权。西方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与中国的东亚邻国相比，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复杂得多。大致而言，在较早的时期，中西贸易促进了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到了后来，却又开始瓦解中国的全国市场。
    1840年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西方的这种多重角色。一方面，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中国统一的全国市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变为合法。随着中国鸦片进口的剧增，白银也加速流出中国，白银流失导致了经济的长期失衡，而这种失衡又成为更大的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雪上加霜的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使得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些都促成了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这场有“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之称的内战（注：语出何炳棣，见Ping- 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59, p.238.），连同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而清朝的虚弱，又使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俎上之肉。随着中国政治上的统一的瓦解，经济上的整合也瓦解了。到了19世纪末期，中国已被列强瓜分殆尽，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的组合。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并且不得不被迫接受西方强加的不利于中国的贸易地位。中国也不再有统一的内地商品流通税、统一的度量衡和统一的货币。清朝灭亡以后，中国的统一更变成了纸面上的统一。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都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全国市场）（注：一个较近的例子是魏永理：《关于近代中国曾否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载孙建主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在中国的全国市场的瓦解上，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近代早期”的经济成长动力（即“斯密动力”）只能在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内良好运作，因此中国统一的全国市场的瓦解，也是中国自1820年以后一个多世纪的长期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关于“斯密动力”的问题，见R. Bin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 European Experience, 第2章；关于中国长期经济衰退的问题，见Au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2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近代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一直被置于一种从欧洲经验得出的分析框架中。西方的到来被视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变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正如从中国全国市场形成问题上所看到的，这种欧洲中心史观误导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真相的认识。因此，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史观对我们无疑更有帮助。只有首先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变化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能更好地重新建构世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