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村社制在基层政权中的地位
    村社制实行后，原金代和南宋的乡村基层组织机构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异，但其在元朝统治中仍发挥着作用。《至顺镇江志》云："旧宋各都设立保长，归附后但借乡司应酬官务。厥后选差里正、主首，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12]《正德兰溪县志》卷2云："乡设里正，而都设主首，后以繁剧难任，每都设一里正，主首则随其事之难易而多寡之。"[13]又据《至元新格》：里正等"从各路总管府拟定合设人数，其令司县选留廉干无过之人，多者罢去。"[14]由此可见，元朝时期金朝的里正、主首都保留了下来，原南宋统治地区保甲制下的都保正、保长也渐次被里正、主首所代替。对于村社组织是保甲制外的另一套组织系统，还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术界存有不同的意见。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认为："除社以外，另一个系统的社会基层组织，是按农村中的乡、都以及城关中的隅坊来编制的，可以合称为坊（指隅坊）里（指乡都）制。"[14]似乎村社制与坊里制是分开的两个系统。杨讷先生则认为："乡都置里正，村社设主首、社长，这是元代南北普遍实行的地方基层制度。广义地说，这一套就是元代的里甲制度，社制就是这套里甲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此以外，并不存在另一套与之相应的制度。"[15]
    要弄清这一问题，关键是将社长与里正、主首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永乐大典》录《吴兴继志》云："役法：元各都设里正、主首，后止设里正，以田及顷者充，催办税粮，又设社长劝课农桑，皆无定额。"[16]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里正、主首、社长都是都内设置的职务，里正、主首主管催办税粮，社长则主劝课农桑。这里的"都"就是村，《至顺镇江志》云："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保、为坊，皆据土俗之所呼以书。"可见都、村、里、保、坊都是乡以下的一级单位，只是各地风俗不同而称呼有异，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自然村落。每个自然村的规模各地不一，从《至顺镇江志》的记载看，镇江路所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土著户共90002户，三县都、里、村、保凡470个，平均每村约190户[17]。元代的社是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之上，立社令中规定凡五十家立为一社，在立社过程中不可能十分绝对，五十家也只是个大率，一般每村立为一社，只有大村才分立两社或数社，小村则二村、三村合立一起。社长监督下的社众和里正、甲首管理的乡民是同一个社会群体。
    村社初立时，社长与里正、甲首的职责有分工上的不同，社长主要是劝导农桑，"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劝勤农业，不致惰废"[18]，里正、主首的职责，《至元新路》中有令，"诸村主首佐里正，催督差税，禁止违法。"随着社制的普遍实施，社在乡村中的作用日渐重要，其职能由单纯的督劝农桑向多元发展，乡村救济、社会风化、甚至催科赋税都由社长参与，以至至元二十八年元政府重申："诸社长本为劝农而设，……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其社长使专劝课。"[19]"令社长不管余事，专一劝课农桑。"[20]《元典章》也说："社长近年多以差科干扰，今后催督办集，自有里正、主首，使专劝农，官司妨废者从肃政廉访司纠弹。"[21]但是，社长的职责并未因政府的申令而减轻，反而有逐步加重的趋势，事实上乡村的许多事情都是由里正、主首、社长共同来完成的，征调赋役的鼠尾簿就是如此。元代对鼠尾薄十分重视，"置军、民、站、匠诸色户计各乡保村庄丁口产业鼠尾薄一扇，各户留空纸一面于后，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孽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元政府责成"邻佑、主首、社长互保，不实者罪之。"[22]如此一来，社长和主首一样，都是里正的助手，协助里正处理乡村事务，形成了里正、主首、社长为首的乡里管理组织。由此我们说，元代的乡村不存在着两个系统的基层组织，社只是元代里甲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又由于社具有民间组织的互助性，它比单纯的行政统治更易于管理社众，所以社在乡村的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人们往往以村社制代表元代的乡村基层组织。
    三、村社与元代赋役制度
    元代赋役制度南北不同，在北方计户出赋调，按户征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二项）；在南方则沿用南宋旧制，征收夏、秋两税。无论何种赋税制度，其具体征收都由基层组织来完成。村社本专为劝农而立，赋税由里正、主首负责，但社制实行后，社逐渐成为征调赋税的单位，社长的职责也由劝农扩展到催征赋税。元代征发赋税的依据是鼠尾文簿，"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诣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23]上述发验民户贫富、事产多寡的具体工作由谁来完成未作明确交待，若将这段资料与胡祗遹《县政要式》中"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孽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告官"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出鼠尾簿制定、修改的依据应由社长提供。
    土地数目的多寡，也由社长勘取。元初，不重地税，并未对全国田亩进行清理，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成为必然，至元二十六年颁旨曰："富豪兼并之家，多由田土，不行尽实报官，或以熟作荒，诈冒供报，许限内出首改正。"[24]仁宗延祐元年遣人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进行田亩检查，"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官，……并许诸人首告……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25]郡县官员不可能一一丈量民户田亩，查勘土地的工作只能由乡村组织来完成，"令按治地面，依式攒造，路府行之州县，州县行之社长、胥吏，社长、胥吏家至户到，取勘数目。"[26]这说明社已成为元政府的差科起征单位，社在赋税征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