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空前加强，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思想统治更加强化，实用之学兴起。这些对明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明代的军事与以往相比，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代战争频繁，出现了新的敌对势力。
    明代270余年，外敌的海上入侵，边疆少数民族的袭扰，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争斗，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洪武元年（1368年）明灭元，但元朝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五年、二十一年几次派兵远征漠北，同时，为统一全国还进行了消灭四川明升、云南元梁王和辽东纳哈出的战争，在沿海进行了反倭寇侵扰的战争。朱元璋之孙朱允炆即位不久，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夺取政权后，于永乐七年（1409年）派丘福远征漠北，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接着，永乐八年、十二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朱棣还对安南用兵，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直到宣德年间，这场时断时续的战争才告结束。在沿海，倭寇不时侵扰，永乐十七年望海埚战后，才有所收敛。内地则有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起义。宣德年间，有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反叛，反击兀良哈的袭扰。正统年间，南有云南思任发起事，福建邓茂七、叶宗留，广东黄肖养的起事；北有"土木之变"，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随后瓦剌大举进攻北京，明廷统治处于危机之中。景泰年间，邓茂七、叶宗留、黄肖养起义被镇压，鞑靼又不时寇边。成化、正德年间，又有多次农民起义。嘉靖年间，发生了"庚戌之变"，北方形势严峻，倭寇大肆入侵，抗倭战争延续了十几年。万历年间，明廷进行了援朝抗日战争，又同后金大战于萨尔浒。天启年间，有明同后金的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崇祯年间，有明末农民大起义战争和明与后金的松山之战等等。据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5年中，共发生大小战争579次[①a]。在这些战争中，尤以边海防战争为突出。
    明朝同以往的一些朝代一样，受到来自北方的民族的威胁。以男耕女织为本业的农业民族如何对付善骑射、机动迅速的游牧民族的袭扰，这是摆在明代军事家面前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明代还遇到了以往各代所没有遇到的来自海上的威胁，这主要是倭冠及嘉靖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倭寇以其不同于中国的武器、战略战术和武士道的强悍，第一次给明代军事家提出了如何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新课题。
    第二，军事技术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明代的军事技术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兵器、战车、舰船制造和城池构筑有了全面创造性的发展和进步。火器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传统火器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引进了威力大、射速快、射程远的西方火器--鸟铳、佛郎机和大炮。在明代中后期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到处都弥漫着黑色火药的硝烟。明代火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威力之强，制造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使用的武器已由冷兵器占绝对主导地位过渡到火器占主导地位。
    明代造出了与春秋战国时期截然不同的战车。这种战车不仅有屏蔽，而且运载的火炮很有威力。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秣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池的防御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是现代战车的雏形。
    明代的战船，出现了适于近海、远海航行，便于作战、侦察等大、中、小不同形制和型号，其上配备的火器远较陆军为多，有很强的杀伤力。还有一些特殊战船，设计精巧，可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明代构筑的城池城墙多以砖石包砌，更加坚固耐久；墙上的附属设施--敌台、战台、垛城、悬眼等更加完备；墙外有牛马墙、护城濠，濠外有品坑。整个城池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防御工事体系，加上运用火器，使城池的防御性大为加强。
    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火器的发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必然引起军队编制、军事训练、作战样式的一系列变化。这就给驾驭战争的军事家们提出了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新课题。
    明代在军事上不仅出现了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而且解决这些新课题的理论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中国有着古老的兵学传统。历代的军事家主要是以兵家思想为指导来解决军事问题。明代也不例外。洪武年间曾颁行《武经七书》。正统之后，又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教科书。军官大多受过兵学教育，他们解决问题当然是以兵学为理论基础的。但自正统之后，军卫子弟多习儒业，而且明代的思想统治更加强化，以程朱理学和王守仁心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各个思想领域都占统治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科举考试的依据，而且也是武学生员必读的教科书。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一些军事家往往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儒家思想同兵家思想一样，成为明代军事家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明代特别是嘉靖后连绵不断、性质不同的战争，既关系到明朝的统治，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引起士人的广泛关注。欲以文章名世的大批文人，目击时艰，也纷纷改弦更张，励志武事，或投身于军旅之中，或潜心于兵学研究。这不仅使兵学研究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兵书大量涌现，而且也使儒家思想更广泛地渗透到兵学之中。
    明代出现了诸如朱元璋、王守仁、俞大猷、戚继光、徐光启、袁崇焕等一大批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们以兵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为指导，解决军事斗争中提出的新课题，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和观点，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推动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