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代军事思想不仅在以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而且与以往的军事思想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儒家思想更加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各个学派的思想本来就是相互影响,彼此批判、学习和吸收的。吴起的军事思想就吸收了儒家思想的内容。明代的军事家无一不是儒家。一生征战近50年的俞大猷被称为"儒将"。在军事思想上贡献颇大的戚继光"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澈如冰壶秋月,坐镇雅欲有儒者气象"[①h]。明代军事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兵家吸收儒家的思想内容,倒不如说儒家吸收兵家思想、兵儒融合更为恰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赋予兵家以儒家思想内涵,或者说,用儒家思想改造兵家思想,使其符合儒家思想。 明人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生员的教科书,但往往以儒家思想来解释《武经七书》的内容。如《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刘寅解释为:"道者,仁义、礼乐、孝悌、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教悌、忠信,使民亲其上,死其长,故为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②h]完全以儒家的思想内涵来解释"道",使《孙子》的"道"和儒家的"道"完全一致。《孙子·军争篇》多言利。刘寅认为:"篇中多以利言,利非货利之利,乃便利之利。"[③h]这也不是《孙子》原意。如果说"兵以诈立,以利动"的"利",还可以解释为"便利"的话(实际也勉强),那么"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和"诱之以利"的"利",就难解释成"便利"了。明人之所以把"利"解释为"便利",是因为儒家耻于言货利。 把本来不是《孙子》原意的东西加在《孙子》头上,这只能解释为要使兵家思想具有儒家思想的内涵,使二者合而为一。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有一段话大体道出了这个意思。他说:"孙武子兵法文义兼美,虽圣贤用兵无过于此,非不善也,而终不列之儒。设使圣贤其人用孙武之法,武经即圣贤作用矣。苟读六经,诵服圣贤,而行则狙诈,六经即孙武矣。顾在用之者其人何如耳。"这样看来,儒学和兵学没有什么区别,其区别在为何人所用。 第二,运用儒家思想解决军事问题。 明代的军事家强调练兵、练将,他们用来训练士兵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军事家俞大猷讲:"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④h]戚继光讲得更明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⑤h]将领不仅要用儒家的理论来教育士兵,还要以符合儒家思想的"诚"来感化士兵,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树立起"亲上死长之义"。 教育将领更要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学兵之士,当明王政,端心术,以仁义为本,权谋为辅,庶几有三代之风,而功业过人矣。春秋战国之习,岂可为哉?"[①i]将领不能学习春秋战国的霸道,而应学三代圣贤之道,因此首先应该"端心术"。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中第一条就是"正心术"。他认为《练将》的26条"约之以一言曰:正心术而已"。训练将领的课程,儒家经典是主要的。要求将领"坚心忍性,苦心窒欲"。无欲,心中就会清静,思虑就会敏捷;无欲,就不惜死,就勇敢。有勇有谋,自然能打胜仗,成为好将领。 明代军事家用儒家思想练兵、练将,使练兵、练将从耳目手足的训练进到练心。这弥补了兵家对思想训练注意不够的弱点,加深了训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使训练思想更加完备、成熟,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积极意义。 明代军事思想中的战争观和防御思想也渗透着儒家思想。譬如,战争观中对"民"更加重视,就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的。军事思想中突出儒家思想,这是明代军事思想的一大特点。 (二)防御思想更为明确 秦汉、隋唐和宋因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袭扰,都重视防御思想。但明代的防御思想与这些朝代相比,显得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方位的防御思想。秦汉、隋唐和宋讲防御都是陆上防御,因无海上外敌入侵,还没有提出海上防御理论。明代不同,不仅陆上防御理论更加发展,而且建立了海上防御理论,从而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理论。 第二,设险防御思想更加突出。秦汉讲设险防守,宋代也讲设险防守,但实际上宋代更多地是凭险防守,既凭借江河等天险进行防守。明代则注重设险防守,而且防守思想也更加突出。俞大猷指出:"守务之要,《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谓之设,必用人谋、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险、地险之自然也。"[②i]又指出:"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③i]正是根据这些思想,明代不仅修建了比汉代更加坚固的长城,而且大修城池塞堡。在沿海,无论是卫所,还是府州县都大建城池,以城池这种人为之险为依托,抵御敌人从海上入侵。在边疆,除长城外,塞堡林立,卫、所、守备点都有城池。因此,明代设险防守的思想远比秦汉和宋代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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