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所谓"杂泛之劳"，指政府造作、治河、运输等而征发民夫；二是"差役"或"职役"，指担任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职事以及为官府保管财物的仓官、库子等。"杂泛之劳"的征发，名目繁多，百色所需，尽出民间，大凡事情涉及到一乡一县或范围更大一些，便由官府主持，按社出丁，如兴修水利、平治道路、筑城建庙、灭蝗抗灾等。陈旅曾记顺帝至元六年宝坻捕蝗的经过，"允恭循行五十八社，见蝗甚，而役夫社不满百，诸社不过六七千，又皆其人之贫而瘁者。允恭悉遣散去，更集富有力者，得二千余人，使伐蝗……既而诸社皆来言：蝗去矣，其在者皆死矣。"[27]对于开河、筑城等大工程，动用民工数万人，远非一乡一县所能济，如至元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28000余人筑大都宫城；至元十八年发济南附近十路民五万修浚胶莱运河。这些民工多是以社为单位征调而来。由此可见，按社征派丁夫已成为制度，社成为官府征调夫差的工具。
    职役主要指里正、主首、社长。里正、主首的职役性质十分明显，元制："除远征军人，大都、上都其间站户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当官从公推排粮多极等上户殷富者充里正，次等户充主首，验力挨次，周而复始。"[28]"诸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29]若当役不役，可出钱雇役，"依验粮数令人户自行公同推唱供认，如是本都粮户极多，愿作两三年者，亦听自便，上下轮流，周而复始。仍每年于一乡内自上户轮当一乡里正，各都主首。如自愿出钱雇役者，听从自便。"[30]
    社长是不是职役，学术界存有分歧，杨讷先生认为社长是职役，不是官职[31]，理由是《元典章》中规定军户免于"人夫、仓官、库子、社长、主首、大户车牛等一切杂役。"[32]《至顺镇江志》、《吴兴续志》等也将社长与里正一起列入役法。立社令之所以免去社长本身杂役，是因为社长本身已经是役。陈高华先生认为社长不能算作职役[33]，理由是立社令规定担任社长后"与免本身杂役"，足以说明社长一职与职役是两回事。二者的分歧，是对"与免本身杂役"的理解上。我们认为"与免本身杂役"之役，与社长不是一回事，由此很难得出社长本身已是役的结论，但也不能将此"役"理解为职役，此"役"应是"杂泛之劳"之役，意思是说某人担任社长后，可免去其杂泛之劳。所以两位先生对"与免本身杂役"的理解都有所偏差。
    社长是否为职役，关键不在于他是否免除了杂泛之役，而是看社长是否由富户轮流充当，是否领取俸禄，若社长不领取俸禄，又由富户轮流充当则是职役。在已知文献中，看不到社长领取俸禄的记载，立社令中只要求社长由"年高通晓农事者"充任，并未规定资财限制，但在实际选择过程中，为了有效管理，往往指派乡村大户充任，从已知社长个案分析，充任者都有一定产业。《定襄金石考·重修观音堂记》记载定襄王村里社长于海祖先以力田为业，迁至王村里后，"创立产业"，"厥后有司以年德举公为社长。"同书《故赵公墓志铭》的主人赵德仁也是社长，"以农为业，……轻财好施。"《山右石刻丛编》载："里正、社长往时岁首交易，官吏高下其手，民不胜扰，乃下指挥，令推选上上户著甲乙簿，于是里正、社长一定而不移。"[34]可见社长一职多由乡村富户充任，社长的职役性质已十分明显了。
    立社令规定社长专为劝农而设，实际上许多科差都加在了社长身上，以至出现了社长不堪负重以逃亡避役的现象。《元典章》卷23《更替社长》条："近为体复灾伤，到于各处，唤到社长人等，系妇人小儿，问得该吏，称说自至元三十年定立社长，经今五年，多有逃亡事故，为是不曾申举到官，未经补替。"同书《社长不管余事》条："靖海、海门两县最极东边下乡，其间见有勾集人户编排引审，次序支请，尽系社长居前，里正不预，多有年小愚騃之人，草屦赤胫，言语嘲晢，怪而问之，州县官员同辞而对：'目今诸处通例如此'。"社长不堪负重逃亡而代之以"妇人小儿"或"年小愚騃之人"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长的职役性质。
    四、村社的职能
    村社的职能，除前面所述的征办科差外，要之有四。
    第一，劝农。《元史·食货志》称社制为"农桑之制"，立社令也称"立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村社的劝农职能十分明显。立社令规定："今后仰社长教谕，各随风土所宜，须管趁时农作。"为了便于检查督促，"仍于地头道边各立牌橛，书写某社某人地段，仰社长时时往来点觑，奖劝诫谕，不至荒芜。"村社在传播生产技术、推广生产经验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王恽曾作《劝农文》，将施肥、勤锄等编成短诗，督令社长于本社"时时开陈，随事推行，因利而利"[35]。徽州路总管郝思义曾在当地翻印《农桑辑要》，"颁之社长，俾专劝课"[36]。王结出任顺德路总管，要求"今后仰社长劝社众常规农桑之书"[37]。
    除种植粮食外，元政府也十分重视经济作物和家禽养殖，以作为农业生产的补充形式。至元十六年三月，元政府颁行"树桑良法"，"督勒社长劝谕农民趁时栽种。"[38]仁宗延祐三年，推广苗好谦的种桑法，"令各社出地，共莳桑苗，以社长领之，分给各社。"[39]《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