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对历史的传统认识，有好多作了历史的再认识，比如对三国年间的曹操的"奸"，关羽的"义"；而对诸葛亮作为天才军事家的认识，尚待重新审视。诸葛亮虽是智慧的化身，但他并非"神明"，蜀国的灭亡也终有其内在原因。这里拟就其隆中对策及其实施的战略失误，提出些看法。
    隆中对策的科学性、预见性，早为它以后的历史验证了，比如对刘璋、张鲁败亡的预测，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分析，对蜀开国途径的策划等，都很正确。但在蜀开国后的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方针之制订上，却有很大失误。
    按照隆中对策的策划，蜀开国后，不拟在一段历史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鼎立局势，而是立即转入成霸业、兴汉室的战略进攻中，目标是颠覆刘汉政权的首恶曹魏。为此则要继续实行开国的策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等待着天下有变的时机；以益州兵出击秦川作为主攻，以荆州兵出击宛、洛为配合，诛灭曹魏，从而完成统一大业。下面依次来论证其在实施中的失误。
    一、开国后立即进击曹魏之失误
    219年蜀得汉中，益州北部有了安全屏障，有条件保持稳定。而操既视汉中为"鸡肋"，自然有着甘心退避的成分，因之两国息兵，在一段历史时间内，曹操不会主动再来挑起事端。孙权占领了湘江东部，荆州西北一带与曹魏交接对抗地段，归了刘备，减少了麻烦，也是做了一定的退让，因之两国言和也较为稳固。而且，三国中只有蜀，刚刚立国，国土狭小，力量薄弱；西方诸戎归附未久，南方夷越未得安抚，内需修政理。也就是说，开国的基本战略任务尚未完成得全面彻底，也就不宜实行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当时刘晔就说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1]司马懿也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2]因而，此时蜀之战略应是努力全面完成立国大计，保持相对和平的局面，巩固政权，才是上策。在此国力未足的形势下，无论对东西哪个方面去贸然进击都是错误的。
    刘备利用同宗的条件，假借不忍占据同宗地盘，以携带百姓逃难的仁义之名，在孙权帮助下，得有荆州立脚的地方；又是利用同宗的条件，借助刘璋的内奸的牵引，采用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占领了益州，得以开国。上述两块土地全不是用实力硬打出来的，反过来说，若只凭武力，恐怕刘备一小块土地也不易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具备攻灭曹操的条件。
    当时的天下，若以九州而言，蜀、吴就算各有其二，魏却独有其五。强弱形势十分鲜明。即使如此，贾诩还对曹丕说："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3]那么要以弱攻强，就要等待变化与机遇，这个变化，或是弱者由弱而不弱，而次强而强；或是强者由强而次强，而不强而弱。这一客观变化能否出现，当然不能只凭若干年前的主观设想去做。
    诸葛亮、刘备在219年至234年这十五年间，不遗余力，屡屡兴动所谓问罪的仁义之师，而又屡屡受挫、失败，直至身死，国灭，理由是什么？是曹操挟了刘汉的天子，曹丕篡了权，因而他们要代天行"仁"道。那么刘璋为同宗，于蜀民并未作恶，且有恩于己，何以灭其国，取而代之？孙权从不尊奉献帝，完全务实，同为"僭逆"，甚至不如曹操，何以不伐？诸葛亮、刘备的所作所为，既是欺人，又在自欺。夺取成都以后，马上大肆分赃，府库为之一空，再用商品由国家专卖来支付开销。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所得最多，倒是赵云提议中止了这种行径的加剧。比起孙权、曹操来，亦无仁政可言。曹操称王，刘备随即称王；曹丕称帝，刘备随即称帝。对劝阻者则贬斥、杀戮。刘备刚死，尸骨未葬，孔明主政，令禅即位当年改元，不顾祖宗礼法，也不审时度势，硬去实施先前即定的攻灭曹魏的战略计划，因而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