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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董方奎 参加讨论

孙中山晚年的政体思想与同盟会时期相比较有了重大的转折与飞跃,从狂热地追求美式民主共和制转而推崇德国俾斯麦式开明专制政体,从激进的飞跃论转而主张渐进论。这种转折与飞跃,是从他坦诚地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是对中国国情认识深化的结果,非常难能可贵。本文试就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与反思中,从他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中,从他寻找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中,讨论孙中山政体思想的转折、飞跃及其巨大意义。
    一、急进与失败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以后,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体的高潮,以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时代赋予的紧迫任务,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即通过何种道路及何种速度实现现代化,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人提出以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或以开明专制为过渡,有人主张立即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更有人主张立即实行美式民主共和政体。有主张渐进也有人主张急进。孙中山是坚决主张立即实行美式民主共和的急进派首领,坚决反对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循序渐进的原则。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说,中国革命要学习西方,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将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为什么要采取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呢?他举例说,正如火车头,“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今已采用蒸汽车头,今“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他还指出,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不高,“此时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他又认为,民主政体的建设与普通人民的民主知识和能力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先知先觉“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今日学习西方民主政体,其指导思想应“取法乎上”,否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1](p280-281)。这是典型的国家政体机械论和社会民主进程飞跃论。
    孙中山的这些理论,正符合一部分知识青年急欲拯救民族危亡和狂热羡慕美国民主、自由、平等及富强的愿望,从而掀起了革命共和的高潮。这种高潮与反满高潮、国会请愿高潮相呼应,共同对准清政府专制统治。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响应,推翻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从而取得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面临内政外交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困难重重。新政权无法巩固,孙中山不得不将新成立的政权拱手让与封建专制政体的代表袁世凯。从此以后,共和国的成果一一被扼杀在摇篮里,“共和”名存实亡。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二、坦诚的反思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学术界及教科书里一致认为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帝国主义的破坏,强调辛亥革命失败的外部原因,对其内部的深层次的原因很少论及。孙中山晚年从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入手,对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多角度的剖析和坦诚的反思。
    马克思谈革命“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就是说,革命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正如十月怀胎,新社会这个胎儿必须在母腹中发育成熟或基本成熟时,旧社会的母腹不能再容纳新生胎儿时,分娩、阵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就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辛亥革命迎来的“共和国”这个胎儿,从理论上讲她应具有如下几个条件:其一,人民群众应有地方自治的基本能力;其二,各级行政长官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其三,有比较健全的政党、强有力的领袖和军队。如果这些条件基本具备,则共和国新社会的胎儿在旧社会的母腹中可称发育成熟,只有在这个时候,革命暴力才成为“共和国”诞生的助产婆。很显然,孙中山在倡导共和革命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只要先知先觉的经营、提倡就行了。在痛苦的实践检验中,他的一切设想都落空了,沉重的经验教训和反思,从中、美国情对比中逐渐悟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的思潮来源于欧美。
    革命发生的内因应该是变化的基础,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突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突破上层建筑,这是革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只有植根于国内深刻社会根源的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否则,根基不稳,革命定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孙中山晚年承认,自己发动革命的思潮来源于欧美。他说:甲午战争后,“当时革命党外面见到外国富强,中国衰弱,被人凌辱;内面又受满清专制,做人奴隶,几几乎乎有亡国灭种之忧,一时发于天良,要想救国保种,只知道非革命不可”[2](p316)。他又说,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2](p316),处处学习外国,革命思潮日益高涨。总之,“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2](p293),因为看到欧美的文明,“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2](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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