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没有坚强的党和明确的革命目的。
    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共和革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符合社会大多数人拥护的纲领。可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的状况又如何呢？当时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民大众民主自由的矛盾，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但是，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强调反对满人皇帝，不提反对封建专制，不主张发展资本而强调“节制资本”，这是与时代要求相违背的，也是造成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孙中山经过沉痛反思后认识到“曾几何时，已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第一次革命失败之根源”[2]（p114）。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时期即没有反应时代所提出的主要矛盾，强调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满人皇帝，以为只有推翻满人皇帝才是革命成功。因此，推倒满清皇帝以后，“人人皆以为辛亥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从此革命党人的热心消灭、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其最大原因也[4]（p432-433）。
    孙中山沉痛反思，指出他的革命党人，“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革命党没有巩固团结“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数反革命派即以此为口实，而攻击革命党，谓只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这种话我们虽不肯承认，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我们“革命党不能不负责任”[2]（p96-100）。
    第三，缺乏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晚年颇为深刻地认识到，共和政治首要的条件应植根于人民群众地方自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则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孙中山说建立共和，“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3]（p413）。可是，“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3]（p531），中国革命后“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鸟合之众而已”[3]（p413）。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但不知共和的好处，反而希望真命天子出现，或者满清复辟，把民国再变成帝国的心理”，“如果四万万人都抱这种旧思想，那么，共和的基础，怎么能够巩固呢？”[3]（p1-2）
    三、不能照搬美式共和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共和政体，只是少数几个人从美国照搬进来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阶层不知共和为何物，革命党人也无能将共和政治推行下去，封建军阀乘机破坏，共和国名存实亡。孙中山历经痛苦的教训，冷静地反思，从中外国情特点与政体的关系作深入考察，从而使他的政体思想有了巨大转折。
    1924年当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的长篇政治论文中对国情特点与政体关系的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说：“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展到了代议政体，已经历一、二百年历史，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也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多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2]（p319）。
    为什么反而学坏了呢？孙中山深刻认识到，这是由于中美政治基础不同，民情风土习惯不同。孙中山清楚地看到共和政体的基础源于地方自治，他说，美国建立共和政体，“其未独立以前，十三洲已各自为政，而地方自治已极发达；故立国之后，政治蒸蒸而上，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也”。其余中美、南美之各地拉丁人种之殖民地，百十年来亦先后仿美国，而脱离母国以改建共和。然其政治进步之不如美国，而变乱常见者，则全系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础不巩固也。法国“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国政体向为君主专制，而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之地盘，无自治之基础也。”“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3]（p207-208）
    孙中山在他1917-1919年写的《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里，一方面深知美国的共和政体植根于地方自治，法国、中南美诸国由于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故共和革命无不失败，又承认中国人民之知识、政治能力更远不如法国，从而否定了他同盟会时期认为“我国人民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的论点，这不能不说是他政治思想的一大转折，一大进步，逐渐趋于接近实际。但是，他又认为，只要在中国通过“革命方略之三时期”，通过训政大力宣传共和之好处，领袖带头宣誓拥护共和，希望“有志之士”各于本县组织一地方自治会，发启者互相照式宣誓，表示“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国基就会永远巩固下来。通过这种道路，人人宣誓拥护共和，“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只要人人心理上拥护共和，共和国也就能巩固下来了[3]（p210-215）。
    以上是孙中山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胜利后发表的论文，立足于拥护共和、巩固共和，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引用的论据和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他对比美国与法国共和政体成败之原因基于有无地方自治，美国共和政体建设成功的原因在美国人民有地方自治的“习惯和能力”，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拥护共和的“心理”，由心理发展到行为，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孙中山以为只要人人从心理上宣誓拥护共和，人人急起直追，共和国基就能巩固，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
    如何学习外国呢？孙中山晚年深刻认识到，不能不考虑国情特点。他说：“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他进一步认识到“一味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社会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社会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我们中国要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2]（p318-320）
    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中，从辛亥革命前后照搬美国共和模式，到他晚年认识到必须从国情特点出发，认为“美法共和国皆旧式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必须放弃美式方案。从盲目学习外国到从实际出发有选择的、有步骤的学习外国，表明他政治哲学思想的一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