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崇尚俾斯麦万能政府
    孙中山晚年，极力寻找和构想一种适合社会潮流并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新式政体。他曾说：“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共和国，新式者何？即化国为家也。”所谓化国为家，就是一切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是从个人的民权、自由出发[2]（p56）。他又说：“近来俄国发生一种新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更符合俄国的特点，但它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断其究竟”[2]（p314）。
    孙中山最感兴趣的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他设想在中国建立的新式政府就是俾斯麦式的“万能的政府”。孙中山曾多次讲到“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斯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俾斯麦在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不到20年期间，完成德国的统一，成立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实行有限的民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及军事。孙中山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并且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地位，全由俾斯麦一手缔造而成”[2]（p310）。
    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极力鼓吹民权自由，法国及中南美洲国家在仿效美国共和政体中，也大力提倡民权，结果动乱不已，国家无法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富强。孙中山在总结世界性的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2]（p321）。他说，俾斯麦的民权政治为世界上“最新的民权思想”，“德国的民权虽然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俾斯麦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于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2]（p310）。使国家避免动乱，有效地保持稳定的发展，使德国迅速地发展为世界强国。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长篇演讲的结论中提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无敌于天下的政府”，人民有权选举并罢免政府，而政府能充分施展职能“为人民谋幸福”。这个国家就可以“驾乎各国之上”[2]（p346）。
    孙中山崇尚的俾斯麦政体，实际上是他训政思想的高度发展，虽然他一再解释“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为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目的”[3]（p210-211），二者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训政“以造就地方自治为基础”。在梁启超看来，“开明专制”只是一种过渡政体，其最终目的也是逐步建设现代民主政治，他在《开明专制论》里亦将俾斯麦政府列入开明专制。可见，孙中山的训政时期实际上也是开明专制政体。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3]（p211）。梁启超曾说，“开明专制，实立宪之过渡也”。“国家久经野蛮专制”和“不完全的专制向立宪政治过渡，最适合用开明专制”。又说，“克伦威尔、拿破仑第一、彼得大帝、俾斯麦等都是开明专制统治者。俾期麦时代已有宪法，但其精神全属开明专制”[5]（p27-37）。孙、梁提出的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经“训政时期”或“开明专制”时期，其论据都是相同的，都是由于中国人民长久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奴性已深”，根本没有民主政治的习惯与能力，为了建设民主政体，必须以训政时期或开明专制为过渡，这都是由中国历史和国情特点决定的。中国近代任何高明的杰出领袖，不管他在野之时如何高举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而一旦当他执政以后，都不可能将历经千百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的多民族的大国一跃而进入民主政体；而必须以开明专制或变相开明专制为之过渡，这是历史和国情特点所决定的。
    五、“自由”和“民权”的限制与发展
    所谓开明者，即统治者的政策适合世界之潮流，一切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是倒行逆施，从私利出发。所谓专制者，即统治者以强有力的手段管理国家，保持社会稳定，逐步推行合乎世界潮流和群众需要的各项政策，使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与民主。因此，开明专制的特点之一是对国内人民的个人“自由”和“民权”加以适当限制。在这方面，孙中山讲得十分清楚，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高唱“自由”和“民权”，对国家民族都是有害的。
    西方革命以自由平等相号召，孙中山领导革命不打争“自由平等”的旗号。他说，“外国革命是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可见，争自由，争民权，亦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说：“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体，人民老死不相往来，习惯于自由散漫，如果将“自由”二字用到个人，“便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太自由，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2]（p278-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