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指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便要大家牺牲”个人自由，“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便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功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的能够牺性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这里所说的军人、学生的自由，不是指的政治上的人身自由，而是“放任、放荡”。如果军人、学生不顾军纪、校规，放任、放荡，“在学校内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那还能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中国学生得到自由思想”，“故常常生出闹学风潮”。工人不懂平等自由，由好义之士所唤醒叫他们去“罢工”乃至“走入平等的迷途”。党内及地方自由太多，“各省各自为政，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没有纪律”[2]（p288.296）。如果人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去争所谓“自由”，中国“便更是一盘散沙，不能成大团，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因此，党人不主张自由、平等，主张三民主义[2]（p321-322）。
    关于民权，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素无地方自治的习惯，从不知民权为何物。他指出“中国人知道民权的意思，是从书本和报纸上得到的”。许多人以为民权发达是“世界潮流”，当然中国也需提倡民权，以为“中国民权能够像欧美一样的发达，便是我们争取民权已达到目的了；以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国家便是很文明，便算是进步”[2]（p299）。孙中山针对那些盲目追求民权的分子指出，其实，“欧美革命争民权，革命一百多年了，只争到有限制的选举权”。法国革命以卢梭的“天赋人权”相号召，“实行民权，结果，讲充分民权，不要领袖，甚至把许多有知识、有本领的领袖杀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弄成“暴民专制，弄到无政府，社会上极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所以后来人民都觉悟起来，便不敢再主张民权。”[2]（p306-307）孙中山严肃指出，中国人革命不知欧美革命历史，也学欧美争自由、平等、民权等等，“都一样是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2]（p303）。现在许多中国人“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师导”[2]（p317）。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实行民主、民权，然而在中国这个素无民权政治的国家，如一盘散沙之国民，是不是不必实行民主与民权呢？不是的。孙中山认为，必须在中国建成民有、民治、民享之民国，使国民享有选举官吏、罢免官吏、创制法案、复决法案之权，建成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孙中山认为，西方民权政治的发生，始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始于集会结社，始于选举代议士。因此，他专门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就如何集会、动议、讨论、表决等基本知识写了20章157节，他强调一切民主议程务必须从秩序，顺次而行。他说，如“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要求人民“按部就班，以渐而进”，“行远自迩，登高自卑”，“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3]（p412-414）。
    开明专制政体，是由封建专制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的一种暂时的也是必须的政体，建立这种政体和“训政时期”一样，都是为了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能力与习惯，最终过渡到民主政体。在过渡时期，为了使国家民族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保持稳定，只有保持稳定才能求得顺利发展。在中国这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人民如一盘散沙，也习惯于禁锢，如果说一旦解除禁锢，就像决堤的洪水泛滥成灾。在中国这个地域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的落后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对一般民众来说，害怕动乱，需要稳定和发展，比起自由、民权来说，更为重要。为了防止动乱保证稳定、发展富裕和逐步推行民主，适当地限制个人自由和民权，也是必要的。孙中山提出的限制个人自由主义的膨胀，防止少数人滥用民权，以防止动乱，也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也符合落后国家推行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但是，他丝毫没有停止在限制人民自由和限制民权上，他具体制定在中国逐步的实行民权的方案，也是非常开明的主张。这就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化中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六、转折与飞跃
    从以上各节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晚年的政体思想与同盟会时期比较，有了巨大的转折和飞跃，这表明在从力持民主进程飞跃论转变为渐进论；从“取法乎上”转变为“按部就班”从第一步做起；从照搬美式共和转变为按照自己的国情特点去做；从断定中国人民程度高明论转为乌合之众论；从盲目迷信美式共和论转变为称颂开明专制式的俾斯麦政体。
    孙中山政体思想的巨大转折，首先是由于他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及教训进行了极其痛苦的坦诚的深刻的多方位的反思。从他检讨革命党人没有计划没有团结、自己破坏自己等等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十分痛苦的心情；他勇敢地承认革命党“无建设能力”，实属责无旁贷，也是十分坦诚的深刻的；他在检讨及批判飞跃论、照搬论等不顾国情特点的错误主张中也是毫不留情的，而且许多论点都是往日梁启超在与同盟会论战时期所详细指出过的。他在检讨革命党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不论是敌人攻击的语言，还是政敌的论述，他丝毫不文过饰非，更不诿过于人，只要符合实际情况，他都虚怀若谷，服从真理，勇于承担责任，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光明磊落的领袖品格。有人认为，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种种内部原因，是对辛亥革命的否定和抹黑，然而孙中山却不为自己革命中存在的种种缺点讳。相反，孙中山认为，只有全面地揭示和认识革命失败的种种内部原因，才能如实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找到新的方向和通往民主富强的真正起点。他从飞跃论转变为渐进论，从“照搬”论转变为从国情特点出发，充分反映了他求实的科学精神。他从迷信美式民主共和到崇尚俾斯麦的开明专制，这是从总结国际革命经验教训，从研究政体与国情的关系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方向是要在中国建设成民主、富强的国家，但是，在历经封建专制摧压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多民族大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守起跑线，一步步地前进，才能有效地达到目的地。在历经革命暴力以后，必须以“训政”或开明专制的方式加以过渡，这是英、俄、法、日等国的经验，中国也不能例外。民主革命以后的新政权，不论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哪个党执政和采取什么形式来管理国家，都避免不了“训政”或“开明专制”式的途径。但是“训政”或“开明专制”的任务在养成人民的民主和法制精神，逐步向民主政治过渡。过渡的时间，孙中山定为6年，梁启超曾认为应有30-50年。6年太短，30-50年也不长，但都认为有一个时限，这就为“训政”或“开明专制”指明了任务、方向和出路。
    近代世界先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经历过开明专制，美国的民主政治来源于英国，英国革命后，克伦威尔曾于1649年成立共和国，为了保持国家稳定于1653年即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至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继续推行开明专制，逐步扩大民权，中经150余年过渡，至18世纪中叶始建成内阁对议会负责的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始推行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体。日本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后，至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确立近代天皇制，又经50多年的过渡至1945年始建立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现代民主政体。可见，现代民主政体的建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孙中山早期设想在极短时间即可建成驾乎世界人群之上的政体，后来他作了自我否定。提出政体的建设，既应适合世界之潮流人群之需要，又要符合本国国情特点。孙中山这个政体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不断实行民主化，如果违背这一潮流，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不顾本国之情况，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也会造成天下大乱。孙中山是我国最早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家，他晚年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转变，可为当今仍在那里欲图照搬西方制度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