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钱镠（公元852－932年）建立的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开始，吴越国历三代五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倜"纳土"归宋，前后70余年，是十国当中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兼有"十三州一军"之地，境域范围相当今浙江省和苏南太湖流域，最盛时还包括福建的部分地区。对于浙江和苏南太湖流域地区唐末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界，尤其是研究浙江地方史的学者，多认为吴越国之所以国运长久，能在恢复、发展唐末以来浙江及苏南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钱镠及其继承者们贯彻执行了"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一、"保境安民"的提出
    "保境安民"一词是后起之说。不过，"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在《毋逸》中即提出："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①]南北朝时期，萧梁潼州刺史杨乾运兄子杨略也说过："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②]
    五代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统治者更多。例如，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③]而唐李昪，当其臣下进谏出兵北伐后晋时，他却说："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后来"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李昪也没有同意，所以胡三省说："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④]前蜀的王建，在其武成二年（公元910年）的劝农诏中也说："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⑤]
    同样，钱镠在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的《镇东军墙隍神庙记》里也说过："今则象轴焕新，龙纶远至，表勋名于万代，昭灵感于千秋。固当永葆皇灵，长垂幽赞。卫我藩室之地，遐请灾沴之源。保泰斯民，乂安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辉华。"当然，与王潮、李升、王建等人相比较，钱镠在这里主要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不过钱镠另外也说过："余于二十四得功，由石镜镇百总，枕甲提戈，一心杀贼，每战必克，大江以南十四州军，悉为保障，故由副使迁至国王。……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圣人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云：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云：省刑罚，薄税敛。"[⑥]言辞之间亦包含着不兴兵举，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
    由上述可见，避免兵举之事，保障地方安宁，与一方之民以休养生息的时机，以期达到"富庶自成于国霸"[⑦]，乃是五代十国时期不少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们的共同思想。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一时无法进一步拓展领地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他们的愿望。
    首先对钱镠的思想和政策进行四个字的总结的是明朝末年的史郑鄤。他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写了一篇悼念钱镠的纪文，题为"保民享国"。文云："时中原多故，蜀王氏、吴杨氏、汉娄氏、闽王氏，皆窃大号，以龙衣王册进王。王拒不纳，恪守臣节，保全境土。当五季战争之场，而江以南，独得免于磷青白骨之苦，其福庇斯民甚厚。唐庄宗长兴三年，三寝疾，抚文穆曰：将士推汝，宜善守之。又曰：善事中国，无失大礼。"[⑧]
    明确提出"保境安民"四个字的则是民国时期钱镠三十二世孙钱文选。他在1925年撰写的《重建表忠观正殿纪略》中说："王祖'保境安民'，垂为世德。"同年，钱文选在另一篇题为《重修西湖王祖祠纪》中又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之旨。"[⑨]这里所说的"济阳卢督子嘉"即卢永祥（字子嘉）。卢永祥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淞沪护军使，1919年任浙江督军。为了对抗直奉军阀的"武力统一"，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浙人治浙"（卢虽为山东济阳人，但自认原籍浙江宁波，并设法取得了进宁波卢姓族谱的资格），并在1920年7月1日指责苏军犯境并宣布派兵去南翔防堵的通电中，又提出了"保境安民"一词[⑩]。由于"保境安民"此说很适合当时一部分政客和军人保护一方地盘的需要，也适合普通群众期望社会安定、免受干戈之苦的心理要求，所以，一时之间，军政上下，都大谈"保境安民"。钱文选所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并追根溯源，提出钱镠"'保境安民'，垂为世德"，正是当时形势之下人们思想的反映。
    自此以后，史学界奉"保境安民"之说者渐众。近年来又有学者将"保境安民"奉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并以"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为其基本内容，尽管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