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安民"
    "保境安民"，就"安民"而言，不但应该包含不兴兵举、使"民"免受战争之苦，同时还应该包含轻徭薄赋，予民休养生息。但是吴越国与其他诸国一样，也没有做到轻徭薄赋。
    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吴越国"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钱弘倜"纳土"归宋之初，权知两浙诸州军事范旻，也大谈"倜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之太过，建议宋太宗"尽释不取，以蠲其弊"（36）。
    吴越国首先是田税苛重。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亦有同样记载，只是将"王方贽"作"王贽"。未详孰是。《十国春秋》卷八七《江景防传》又云："当五代之时，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额数倍。宋既平诸国，赋税恒仍旧籍以为断。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从，当上图籍，叹曰：'民苦苛敛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无已时，吾宁以身任之。'遂沉图籍于河。诣阙，自劾所以亡失状。宋太宗大怒，欲诛之，已而谪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足见吴越国田税苛重。应该说吴越国从钱镠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致出现了"斗米十钱"（37），"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38），以及国有"十年蓄积"（39）的景象。虽不及南汉博白是（今广西博白）"斗米一、二钱"（40）及后蜀的"斗米三钱"（41），其成就也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吴越国人民的抗灾能力却很低。一遇灾荒，不是鬻子卖女，便是就食他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赋税苛重，民无余资。
    吴越国苛捐杂税繁多，"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凡薪粒、蔬果、箕帚，悉收算"。此外，吴越国还向民间征收一项称作"身丁钱"的人口税。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云："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据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民有至老死不冠者。"五代时期，南方吴、楚、闽、南汉等国都征收人口税，但据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一说，以吴越国为最重。《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记载，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钱弘倜的臣僚"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倜仗之国门。国人皆悦"。说明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在征收"身丁钱"。
    吴越国的徭役也累年不断，人们为之怨声载道。吴越天宝三年（公元910年），钱镠"广杭州城，大修公馆，筑子城"。人们不胜其苦，遂在城门贴出民谣云："没了期，没了期，修城财了又开池。"钱镠见了，不但没有悔悟，反而将民谣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财罢又冬衣"（42），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钳制了人口。吴越国时期，除了几次修建杭州城之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据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说，仅钱镠时期所筑城垒就有50来处。可见徭役之繁重。
    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所以《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说：吴越国其民虽"免于兵举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安民"二字，实际上并无依据。
    注释：
    ①《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引。
    ②《周书》卷四四《杨乾运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④《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及胡三省注。
    ⑤⑦《十国春秋》卷三六。
    ⑥《钱氏家乘·武肃王遗训》。《钱氏家乘》另有一篇《武肃王八训》，也有"自固封疆，勤修贡奉。吾五十年理政钱唐，无一日眈于三惑，孜孜矻矻，皆为百姓"等语。
    ⑧⑨（26）（37）《钱氏家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