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
    "善事中国"、"勿废臣礼"，语出钱镠。《资治通鉴》记载，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在其弥留之际，嘱咐其子钱传瓘云："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11）《钱氏家乘》也记载说钱镠"嘱曰：'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意思是说，不管中原如何改朝换代，我吴越一概视为正朔，称臣纳贡，不要卷入其争战。
    钱镠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后梁代唐，并遣使赴钱塘宣谕，其时文武大臣力谏钱镠举兵讨伐朱温，钱镠却说："斯言罗隐早已言及，吾亦筹之熟矣。奈兴兵征讨，必动干戈；且兼淮氛未靖，湖州初平，吾若外讨，彼必乘虚滋扰，百姓必遭涂毒。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以有土有民为主，故不忍兴兵杀戮耳。"（12）钱镠还说："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而恭顺新朝。此余心之隐痛也。"（13）可见钱镠接受后梁进封，称臣纳贡，只是一种韬略。李昪（徐知诰）就曾说过："钱氏父子，动以奉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14）钱镠同时也是为了远交而攻近敌，对付夙敌杨吴。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就在接受后梁进封的第二年，钱镠即"以淮寇终为臣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阙，面陈水陆之计，请与禁旅"（15），策划共讨杨吴。同年九月，后梁以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师攻打杨吴以援吴越。虽然后梁此次兵败而归，但是它对吴越终究还是尽了职。12年后的贞明五年（公元919年）三月，后梁进攻吴国，"诏吴越王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大战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南狼山附近长江）；接着又遣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这是吴越国与吴国之间最激烈的战争之一。但是，同年九月后梁再诏钱镠发兵征讨南汉刘岩称帝时，"镠虽受命，竟不行"，"不肯自毙其力以伐与国"了（16）。
    钱镠执行"善事中国"、"不废臣礼"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例如钱镠与后唐的关系一度曾相当紧张。那是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后唐明宗李亶听信枢密使安重晦等人的挑拨，削夺了钱镠的爵位。钱镠毫不示弱，一方面上表申辩，一方面针锋相对，扣留了后唐使者。其时，后唐出使闽地的使者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骑常侍陆崇等遇海风飘流而至吴越国境，被钱镠"留于钱塘，经岁不得归"，以至陆崇病死于吴越（17）。钱镠与后唐的这一矛盾，最终还是以后唐诛杀安重晦，赐钱镠以"不名之礼"而告结束。
    钱元瓘（传瓘）是接受钱镠嘱咐、继续执行"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第一人。他一方面接受后唐的进封，并尊后唐年号为吴越国年号，后晋取代后唐以后，又及时接受后晋的进封和年号。但在另一方面，钱元瓘且又"遣使劝进（李）昪，谓人望以归"（18），鼓励李昪称帝。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李昪即大齐皇帝位，改元升元，钱元瓘即遣将军袁韬致贺（19）。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李昪改大齐为大唐（史称"南唐"），钱元瓘又遣左卫上将军沈韬文"如唐贺南郊"（20）。钱元瓘如此作为，至少在名分上已将后晋降到了大齐（南唐）的地位。而其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是出于吴越国的利益。或者认为石敬瑭仰仗契丹所建立的政权终不可靠，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改变与淮南对立的关系，所以投徐知诰之所好，劝进帝位。钱元瓘此举在改善吴越与南唐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杭州丽春院大火延及内城，钱元瓘因受惊吓而发狂疾，南唐群臣争劝李昪乘机出兵吴越，但是李昪却说："奈何利人之灾"（21），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反而"特命行人厚遣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22），救助吴越国。
    钱元瓘的后继人钱弘佐对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理解甚至超脱了"夷夏之辨"，将"中国"的概念扩展到了契丹。当辽朝耶律德光在会同十年（公元947年）正月攻灭后晋的时候，一度奉辽朝为正朔，改用"会同"年号。"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也"。"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者，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从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所疑者，契丹以是年二月改元大同已，故《辽史》会同无十年，而吴越犹记十年者何？盖契丹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南土，则吴越之称会同于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23）五代时期，吴越国是南方各国当中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国家。这就是钱弘佐于"诸镇州之先"奉辽朝为正朔，继续推行其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原因。
    吴越国在钱弘倜即位以后，先后奉后汉、后周及北宋为正朔，始终贡奉不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远交而近攻策略的继续。因为南唐自李璟即位以后，双方为争夺福州而又结仇隙。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但可以北方中原"朝廷"的力量牵制南唐，甚至可以直接取得援助。如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钱弘倜曾派遣使者间道至于后周，请其出师进攻南唐。接踵而至的后周与南唐间连续几年的战争实始于此。所以南唐指责吴越"负约"（24）。又如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后周世宗亲征南唐，诏吴越国分路进攻常州、宣州。丞相吴程请命出击常州，另一位丞相元德昭反对，说："唐，大国，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又以"元丞相不欲出师"为辞，煽动将士殴打元德昭。钱弘倜一方面命吴程率兵攻取常州，另一方面又"匿德昭府中"，加以保护。后来吴程兵败而归，被"悉夺其官"（25）。从钱弘倜对吴程、元德昭的不同态度，也说明其本人的主旨也在于借后周之力以对付南唐。
    总之，钱氏吴越"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其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吴国（南唐），是一种远交而近攻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