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伐魏之战的战略失误
    诸葛亮伐魏的思想，我们从二出师表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承认，益州疲敝，危急存亡系之；民穷兵疲，才弱敌弱，王业必亡。然而，有我诸葛亮在，决不坐而待亡，决不计成败之后果，我必鞠躬尽瘁，以报先帝。因而他的以攻为守的战略计划，完全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责任的自我完成，心理的自我安慰，而不该作为实际操作的行动计划。
    对蜀吴的战略，孙资指出，曹操一向认为"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孙资接着指出，"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有罢敝。"[11]这种以逸待劳的守势战略，完全正确，从而使得诸葛亮的以守而攻的战略无计可施。
    伐魏之战的战略分析，大致有以下几项具体失误。其一，蜀汉立国浅，人员来源复杂，地域先后间，往往形成团伙派系，虽能大体相安，然而在进退利害上，常各怀彼此，难于协调，亮虽善处，亦难得其平，舆论是非，攀比阴阳，观望亲疏，不一而足。五出祁山中，从未少安，始终牵制战争胜负。一出祁山时，亮用荆襄亲信马谡，致街亭溃败，宿将众论很大，处死者贬斥者竟致多人。四出时，托孤重臣，益州集团李严，督粮失职，内外欺诈，误军误国，竟不罪及死。亮生前就一直没调节好，死也没处理好的魏延、杨仪之争，从亮尸骨未冷闹起，从汉中到成都，历时有年。足见内政"修理"之低效，"人"未之"和"也。就是在将军们之积极进攻与诸葛亮之消极进军上，意见终始分歧不一。
    其二，亮未出师之前，先整顿了根据地，讨论行军线路，随后筹集粮饷，逐步改进运输条件，调整供给来源，军队及时换防，轮流休整，研制新式交通运输工具，最后实行分兵屯田，就地生产军需……然而，总是勉勉强强，供给艰难，其甚时不得不退军。而对方来往通地间，转运方便，更徒民耕佃荒田，引水为溉，复兴农业。所以，几年间的耗国耗民，实是战略上自弱的失误。
    其三，孟达与孔明、李严均有过往，至上庸既与刘封不协而叛蜀，又与申仪有隙而怀二心；既心函往来于亮，又以仲达书慰而犹豫。是无信义之人明矣。亮尝问于费诗，诗断言不可相与，亮不能听。既不听，该相待以实，然孔明也以夷犹相待，欲得其力，而又泄其，危难间，更不以实力相助，和孙权一样虚救一番。这种倚重引诱，重演着前次由秭归北击房陵故事；虑及上庸地理形势重要，该用此人此地，而在实际行为止，却不想落实到位，虚走一个过程，是欺人，也是自欺自误。
    其四，伐魏路线，由成都兵向宛洛，原有两条军事线路，一是顺江而下，至江陵北过襄阳而宛，而洛，易进难退，已为关羽毁败之。一是以汉中为据点，再重分向迂迦进击。若策反孟达成功，则由汉中经上庸、魏兴，北转宛洛。如今已成泡影。所余途径，都是过秦岭入渭川东过潼关，而达许洛。在通越秦岭方面，魏延主积极进取者，愿以奇兵为主，穿山越谷，达于渭川；明以为风险不稳，不肯施行。而主张西上陇右，绕过岭西，虽艰难阻塞，却较稳妥，以正兵出之。这条绕行线路最长，祁山、长安、潼关，而后始达于洛，曲折转战，不计供给、阻击，只计兵员，且不易应付。鉴于此，曹叡诏告司马懿曰："坚壁拒守，以挫其锋，使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夕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12]由此逆察亮之进击，实为自慰之消耗，无功可望。故司马懿最后无待蜀粮尽之退，只待其人亡气尽而退了。
    其五，亮于234年二月，五出祁山，约吴同时大举，实权应而不行。五月，双方交战不解于武功，以为有渔利可收了，才兵出三路，又立即被满宠遏制于坚城之下。曹叡为使关中稳胜，使秦朗督步骑二万增援司马懿，加剧了孔明压力，而后提兵东征孙权，权知，立时退军。如此脆弱之盟军策应，无补于事，空劳神思耳。
    诸葛亮伐魏战略，以兴仁义之师的虚名，行以弱攻强之实，造成国损民劳兵疲，精殚力竭身死之结局，所以是失误的战略。
    对于诸葛亮的战略失误的评论，代不乏人，陈寿于其传后评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崔浩认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不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13]吕温也说，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才有余而见未至。[14]何去非更确切地批评说，"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无其量以待之也"。[15]只是这些较为客观的评论，都被忠于汉室的传统大德，光昭日月论所湮没了而未及细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