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下有变的审视失误
    依照隆中对策而进行的两次攻魏的时机选择与均属失误。
    先讨论发动襄樊之战的天下有变之失误。
    曹操占领汉中之后，没有采纳司马懿、刘晔的建议，兵进益州；陆逊在猇亭大捷之后，也没有兵进巴蜀。他们都十分清醒，不能"得陇望蜀"，孤军深入。他们都认为这种胜利，只是局部的胜利，不是战略性决定性大胜利。曹操、孙权做了一定程度的退让，然而，诸葛亮们竟把这种胜利看成是"汉事将成"的特大胜利，是天下大势之变，于是作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在汉中前线的沔阳，设坛宣布刘备晋位汉中王；宣布委任魏延镇守汉中，群情为之振奋；立即派遗孟达、刘封作为北攻曹操的中路，联络汉中与襄樊两战场之中轴；封关、张、马、黄、赵五将军，授关羽荆州印绶，并令发兵攻襄樊；刘备回成都，沿路起馆筑亭，坐待全局的胜利。
    当然，曹操境内有一些不稳定情况，如殷署督领的韩遂、马超旧部215年的叛乱。此后吉本、耿纯攻许；代郡、上谷乌丸的反叛。215年孙权攻合肥，吴蜀划湘分治，结为盟好，都被视为"天下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另有两件事，却为诸葛亮、刘备所忽略：其一是216年冬曹操兵击孙权，217年三月孙曹两家修好，誓重结婚。其二是217年冬联蜀抗曹的鲁肃卒，力主抗蜀拒关羽的吕蒙代肃领兵镇守。于是，有利之变中寄寓着不利之变。因之，襄樊之战的战机不成熟--天下没有变，错估形势必然导致失败。
    其次，再来讨论伐魏之战的失误判断。233年刘备死，西南多处叛乱。224年曹丕伐吴，邓芝使吴，孙权绝魏和蜀。225年，曹丕再伐吴，诸葛亮讨平南中。226年，曹丕卒，曹叡即位，吴攻魏于江夏、襄阳、浔阳等地。于是诸葛亮认为，"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取之时也"。[4]又兼魏大丧之后，是"天下有变"出兵征伐的时机到了。
    但是，诸葛亮对敌我力量的消长对比，认识是错误的。己方已保有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了。这只是全面完成了立国的任务。要从对外征讨来看，才仅仅是具备了必要条件，还没有具备充分条件--国力并没强大。魏方于西并未"疲"，于东且是"虚务"，即使确实有实力东征，但要攻灭一个大于自己的国家，绝不可能短期奏效，其重兵仍可西调，焉能有劳可乘？王夫之说，"乘仓猝相当之顷，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为长策，规之于数年之前，而恃之以行之于数年之后者也，敌一测之而事败矣。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5]至于孙权，望之不侵扰，可恃吴交以制魏，则不可。"恃人者不败足矣，未有能成者也"。[6]曹丕死，曹叡立，一人之更替，怎能确知会立时对自己有好处？怎知曹叡不如曹丕也？其实所谓"天下有变"之良机并不存在，而出兵伐魏之条件还不充足。
    三、襄樊之战之战略失误
    襄樊，地处武当、相柏两山之间，汉水下游。溯汉而上，经魏兴、上庸可达汉中；连通荆豫，控制许洛；顺江而下，与鄂东、浔阳相望。它比当年的赤壁似乎还要重要，它不只是蜀魏之争地，更是三国共持的战略要地。任何一国在此有所举动，都将涉及其他两国。
    蜀吴言和之后，蜀之荆州地面狭小了，难以孤立久持，"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7]为着"跨有荆益"、诸葛亮、刘备便把关羽推到了扩大荆州地域的前沿。为着安全，避魏，孙权也把关羽所控的荆州推到了曹操的毗邻地段。为着自保许洛，并据之以观蜀吴举动，曹操对此襄樊之战，当然要拼死力反击，倘有机会孙权也会借机来全收荆州，当然这是一场恶战。
    初，关羽将三万兵守益阳，吕蒙署孙皎、潘璋、蒋钦率众各约万人相敌，曹仁屯樊不知确数，于禁、庞德三万人驻樊北。从中料知，三国驻防兵力，大体旗鼓相当。诸葛亮们竟然以此常备兵额，既要守备后方，又要转为进攻出击部队，太难为关羽了。羽兵既出，围曹仁于樊，围吕常于襄阳，更遣别将赴之郏下，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如此布置兵力，关羽自然置身危境了。
    关羽围樊时，孙权在攻合肥。温恢对兗州刺史裴潜说，"此间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悬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8]这里表明，孙权进犯是虚，关羽之忧是实，魏早有人料定矣。
    关羽击败于禁、庞德以后，声震遐迩。樊城往往为水崩坏，满宠清醒地指出"山水速疾，冀其不久，关羽别遣将己在郏下，自许以南，百性扰扰，羽所以不敢遂地者，恐吾军掎其后耳！"[9]当地守将如此知天时、审地理，察人事，晓军事，非羽可比，羽难逃败运。
    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二人给供军资不悉相及，羽扬言还当治之，芳仁慌惧不安，于是孙权诱之便降。羽久围樊、襄不下，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来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由是观之，蜀之荆州各部，没有此次作战之统一安排与部署。江陵、公安，羽所属，内部不协，号令不行；上庸、新城，按初衷派遣，理宜招呼汉中策应，牵制操长安大军，封、达亦当自行开拓，但诸葛亮、刘备知而未行，关羽孤军，是失在孔明之指挥上了。
    关羽刚而自矜，骄于一切学士，卿相、王侯，孙权尝欲结婚姻，通使，羽竟骂辱不许，骄横无礼之甚。所俘于禁三万降率，送之江陵，供给缺乏，乃擅自掠取吴湘东粮食。如此交盟，无需人伐，而失于自毁。荆州才士众多，未赴益州者有之，羽不知用于帐前谋划。潘濬，蒋琬姨弟，原为治中从事，权得荆州，立拜辅军中郎将，授之兵柄，后仁至太常。陆逊代吕蒙后，常答颂羽功美，自作谦抑，愿效敬相托，于是焉羽大撤后备，尽驱赴樊。孤傲智短，难托重任，谓羽万人敌者，不知兵机之论也。比之于禁有余，比之徐晃，犹不足。晃兵逼近其围三丈许，控地道，箭通城内外消息，羽竞不能制，岂胜方面之重乎？羽非其人也。
    关羽凭汉水逞一时之威，并没能真正使曹操震惊，更不必操亲临指挥。司马懿、蒋济就说过："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矣。"[10]足见关羽一时胜于侥幸，败于孙权之前，已改在操手下了。诸葛亮、刘备自来抗操，尚不可测，况羽乎？！操部下，权谋人众，赵俨、桓阶、董昭等此役中，多献善策良谋，蜀不独智计士缺，即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皆长卧成都而不用，荆益竟至隔绝，而亮、备无所察觉，也无所行动。
    或曰，襄樊之败，与孔明无涉。这话不对。蜀之战略设计与实施步骤，始终依隆中对策而行，且该地守护，原为亮自任之；既不得自任，亮临别又自行委托，羽又为亮素重者，当然直接关联，怎说无涉。况且，封五将、令羽出军时，亮在座，对关羽，黄忠封号，提出过意见，若出兵事有异议，自当讨论，言未及此，是意见一致，羽能行也。或谓，亮平生谨慎，不可能贸然行此。这话又错。亮处理民务，人事谨慎，于争战，从来急功近利。备死后。六年中五出祁山，直至身死后已。不为明证吗？所以，襄樊战败，确确实实是诸葛亮"跨有"的战略失误，是急功近利战略思想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