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等处三断事官与金行尚书省中汴梁行台尚书省有不少相近之处。如由汗廷直接委派，管理中央直辖的新征服区域，断事官由二人以上组成，综揽民政、财政、司法等。这也是当时汉文人称之为行尚书省、行省或行台的原因。不过，它们之间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如蒙古汗廷主要行政长官是大断事官及必阇赤长，并不存在汉地式的尚书省（或中书省）及宰执；就蒙古官制的真实情况而言，燕京等处三断事官只系"也可札鲁忽赤"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尚书省或行中书省；断事官由皇帝及若干诸王代表组成，为首的是大断事官，其余则相当于那可儿（伴当）。这表明：尽管燕京等处三断事官晚于金行尚书省，客观上受其影响完全有可能，但燕京等处三断事官的主体框架及内容，乃是蒙古断事官制在治理新征服区域内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把燕京处三断事官当作元行省制的第二个直接来源，而且是来自蒙古草原官制的重要来源。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蒙古国统治新征服区域权力机构的燕京等处三断事官，虽然在名称上并不正规，但其性质、职司、官员构成及属官等，均为元朝时期的行省（尤其是半固定化行省和地方最高官府的行省）树立了某种楷模。因而，燕京等处三断事官既称得上元行省制的第二个直接来源，又兼为蒙古国时期行省制的基本雏型。
    附带说明一下，宪宗蒙哥朝阿兰答儿钩考时，还在陕西设置了类似行尚书省的机构。据《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阿兰答儿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参知政事"。《元史·宪宗纪》虽未明言阿兰答儿的职务，然所载"遣参知政事刘太平括兴元户口"语，恰与《赵良弼传》暗合。如此看来，阿兰答儿以和林副留守出任陕西行尚书省长官是确凿无疑的。前田直典认为，此行尚书省与燕京行尚书省具有同等规格[20]，所言有一定道理。只是阿兰答儿等并无断事官之称，其职司又重在钩考，带有临时性，这显然有别于燕京等处三断事官。
    元世祖朝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与半固定化行省
    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定都开平和燕京，将统治中心由漠北蒙古本土移往中原汉地。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设中书省总领庶政。翌年五月初，燕京断事官（行尚书省）所掌钱谷受到检核"究问"而被废罢[21]。由于蒙古帝国的分裂，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被赤、察合台、旭烈兀等宗王瓜分，隶属于汗廷的原别失八里、阿母河两断事官遂不复存在。忽必烈还在平定李璮之乱后废黜汉地世侯，实行军民分治，整顿路府州县官僚机构，金元之际大小军阀世侯所拥有的"行省"等官衔，随而撤销。于是，前田直典称作蒙古国时期"统治外地的行省"（燕京等处三断事官）和汉地军阀世侯"路的行省"，均在忽必烈政权建立之初陆续被废止。
    然而，蒙古国时期两种行省雏型的暂时废罢，只能说明适合于二者存在的旧的政治军事环境业已改变，并不意味着行省制的完结。相反，行省的机构设置，又在元朝建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新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正式入主中原，继续攻取南宋，完成大统一，并且用中书省等汉地式军事官僚组织去治理整个中国。适应这样的政治需要，元世祖前期及中期行省首先以中书省宰执被派往各地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形式频繁出现。就其职司侧重看，这种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内又分为征伐型和分理政务型。前田直典称前者为"军前行省"，称后者为"临时处理事务的行省"[22]。这二者显然主要是对金朝行尚书省（第二类）旧制的继承和沿用。例如，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讨伐李璮[23]；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中书左丞相伯颜、平章阿朮为首的荆湖行省，左丞相合答为首的淮西行省，分两路平南宋[24]；翌年，中书右丞相安童奉诏"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北平王那木罕镇北边[25]。此为以军事征伐为使命的征伐型行省。又如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中书右丞张启元"行中书省于平阳、太原等路"[26]；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加政事张惠等行省山东[27]，中书左丞姚枢行省河东山西[28]。此为临时分理政务的行省。上述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带中书省宰执衔，或者本身就是中书省宰执，临时被派往各地执行任务，因事而设，事毕则撤；二是行省官大多为一至二人，尚未形成后来六至七名的群体。由此可知，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基本上是沿袭金行尚书省遗制（主要是第二类）。而且，此时朝廷已有了中书省行政中枢，这与金制非常相近。只不过金行省是朝廷尚书省所派遣，故曰行尚书省，此时之行省为中书省所派遣，故曰行中书省[29]。
    另外，世祖朝前期和中期，陕西四川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北京行省、云南行省等，比较特殊。它们有较为稳定的统辖区，而且都位于中书省直属的腹里（qolun ulus）以外，设置时间也比较长。至元元年（1264年），元廷还专门颁布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30]。在这些方面，它们的确与前述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不同。前田直典认为，它们与蒙古国时期燕京等处三断事官类似，也应归属于"统治外地的行省"[31]。然而，这一时期的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云南等行省，与前述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不无类同之外。如赛典赤·赡思丁担任云南行省平章和廉希宪担任北京行省右丞，均系中书省宰执衔[32]；西夏中兴、北京二行省旋置旋罢；陕西行省则时而分为二，时而合为一，时而改置行枢密院或安西王相府。在这个意义上，世祖朝前期及中期的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云南等行省也带有部分临时性或半固定性。
    总之，世祖前期、中期多数行省是以中书省宰执临时派出处理军政事务的形式出现的，这大体是对金行尚书省旧制（主要是第二类）的袭用。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云南四行省，又主要采用蒙古国时期燕京等处三断事官（及金汴梁行台尚书省）模式而趋于半固定化。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主要存在于用兵南宋和平定李璮、海都叛乱等场合。半固定化的行省则适用于治理中书省直辖区以外其它已征服地区。世祖前期、中期，蒙古统治者所面临的急迫任务，既含有以武力攻取南宋和平定海都等叛乱，又囊括如何治理已征服的西南、西北、东北地区，而且前一项任务往往又是主要的。以上特定的政治军事需要，或许就是世祖前期和中期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和半固定化行省并存及前者为数较多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