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祖后期行省向地方最高官府的逐步演化，行省官在一地任职五年以上的，时有发生。这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显然不十分有利。早在至元二十五年左右，部分行省官员已开始迁往他省。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浙行省左丞相忙兀台迁任江西行省左丞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云南行省平章纳速剌丁迁任陕西行省平章[53]。前引《久任官员迁转》之公文，乃是用皇帝圣旨加以明确规定，使行省官员迁调成为固定制度而已。此项规定颁布后，行省官渐渐与宣慰司等地方"流官"同伍。虽然"行省官久任"的现象迟迟未能绝迹[54]，但叶仙鼐历任云南、江西、陕西三省平章，博罗欢历任河南、陕西、湖广、江浙四省平章，哈剌哈孙历任湖广、江浙、和林三省平章和左丞相，也先不花历任云南、湖广、河南三省平章和左丞相等史实[55]，说明世祖末以后行省官迁调已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总之，世祖末行省官迁转定制，也是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的重要步骤。
    应该承认，以上四条件在元行省向地方最高官府的演化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说固定化、半固定化行省的普遍设置是从行政建制的数量和规模上为其取得优势，并逐步替代至元十三年以前大量存在的临时处理军政事务行省的话，那么，确定的辖区疆界范围，中书省宰执衔的撤销与群官负责制，行省官兼领军民和不定期迁调，又从省区划分、官衔、权力结构、与朝廷联系等方面，使行省基本脱离了受朝廷临时派遣的旧体制，转变为较正规的地方最高官府。在上述转变中，前三条是基础性的、重要的，第四条兼领军民和不定期迁调机制对行省的权力结构及地方官化，更是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因此，我们把第四条机制形成的时间世祖末成宗初当作元行省地方最高官府体制的确立时间，是切中事理，信而有征的。
    需要补充的是，世祖末成宗初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事实上，行省在具有上述基本性质的同时，仍然长期保留着代表朝廷分驭各地的使命，仍然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部分性质。行省与一般地方官的"画地统民"毕竟有些区别，其职司偏重于代表朝廷"分镇方面"和"方面之寄"。元人有时还把行省称为"外廷"和"政府"[56]。这反映了行省所具有的二重性质。此问题比较复杂，因篇幅有限，只能留待他文专门讨论。
    注释：
    [1]《史学杂志》56编6号，1945年；51编4号、5号，1940年。
    [2]《金史》卷四《熙宗纪》；卷五五《百官志一》。
    [3]《金史》卷一○《章宗纪二》；卷九五《马琪传》；卷一二九《胥持国传》。
    [4]《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
    [5]《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6]《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卷一五《宣宗纪中》。
    [7]《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8]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序》，《二十五史补编》本。
    [9]《元朝行省の成立過程》，《史学杂志》56编6号，1945年。
    [10]《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11]《圣武亲征录》甲午年；断事官，蒙古语为札鲁忽赤Jarqaci。
    [12]《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
    [13]《石田集》卷一四《萨法礼氏碑铭》。
    [14]《大元马政记》太宗十年圣旨；《元史》卷一二三《月里麻思传》。
    [15]《元史》卷三《宪宗纪》宪宗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