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澳洲华人的抗美电函
    澳洲华人的另外一种抗美方式是直接电函中国政府和祖国同胞以表达立场，让中国政府了解海外华人的心愿，以及与祖国的同胞互相激励。由于抗美运动爆发初期，美国驻中国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正在北京与满清政府磋商禁工条约的续约问题。海内外的抗美分子纷纷以书函或电报方式向北京政府表示反对续约，并敦请北京政府以民情作后盾，抗拒美国的压力。
    澳洲华人也不例外，以电报来表达抗美决心。1905年6月12日晚上，雪梨华社领袖聚集于保皇会所，共商抗美之策。与会者都认为，“美续禁约，影响澳洲。生死相均，利害相共。是望我各埠众华氏，速合大力，同心驰电力争。则庶使吾国政府，有所倚恃，而不至受美使所迫挟，置我同胞于死地耳。”（注：《电阻美洲禁约》，《东华报》，1905年6月17日。）当天晚上他们便拟好电稿，拍发给中国外务部。电词虽短，但主旨明确，全文如下：“美派使来，迫续禁约，请力拒以保利权。”（注：《电阻美洲禁约》，《东华报》，1905年6月17日。）所谓“利权”，是指民利和国权。因此，抗美运动不只是照顾移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权益和尊严。
    当然，澳洲华人还是比较关心自己在澳洲的处境。抗美运动可以让他们借题发挥，使中国政府更了解他们的困境。在抗美运动期间，澳洲华人也积极汇集澳洲苛待华人之事例，向中国政府禀告。《东华报》记者曾公开征求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其目的和方法在该报的一篇文章《注意：本馆记者有求于旅澳众同胞》中明确显示：
    近亦欲将澳洲苛待华人之禁例，搜集材料，作一长禀。一递北京政府，一递英京中国钦使。援中英通商之例，与之抗争。如各埠同胞，有能深知本洲禁例之历史及其变迁，与夫西报西书详言此事者，统祈用心考察，惠赐记者。盖一人之见闻，所得有限，不如旁搜博采，始能详求其真相也…事关同胞公益，又关同胞切肤之痛。想我旅澳众同胞，必不我弃，或即有以赐教欤。（注：《东华报》，1905年11月11日。）
    澳洲华人向中国政府拍发电函，通常是属于单向的表达意见。满清政府是否认真考虑这些意见，则无从了解。但澳洲华人与中国境内抗美组织的联系却是双向的。澳洲华人汇集捐款后，寄交给广州和上海等地的拒约团体，以表支持。中国各地的抗美组织也向澳洲华人报告抗美运动的进展，以便互相激励和支持。
    广东抵制苛待华人公所于11月底复函《东华报》时，除了感谢澳洲华人的捐款外，还将广州近期的抗美活动给予报告：
    此次抵制，深藉列公并各埠同志之力，感荷莫名。现本所联合总商会八善堂并各行商，盖图矢誓，务达废约目的而后已。幸一呼万应，众志成城。如前月本所，追悼冯义士夏威。大会于本城华林寺，男女赴会者十馀万人，甚至有感激涕零者，此可见同深义愤，共表热诚。兹拟将所有挽义士联词，汇辑哀荣集以资观感。一矣辑成，定当呈览。至杯葛一例，有目前将来两效果。目前效果，以不买不卖美货为宗旨。但赝鼎相蒙，难以区别，故已从速开设美货陈列所，以备考核。其将来效果，以兴工艺振商务为宗旨，故须筹款设法。（注：《广东拒约会第一次覆本报书》，《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
    由此可知，广州近期的活动包括举行抗美烈士冯夏威的追悼会。（注：冯夏威追悼会的情况和影响，见黄贤强，《华侨冯夏威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海外华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95-210页。）并且，也筹办美货陈列所，以便人们辨认美货，进而抵制购买。同时，也积极筹款发展工艺技术和生产国货。当澳洲华人得知更多国内的抗美活动近况时，便会更愿意捐款支持祖国同胞。
    澳洲《东华报》与上海《时报》的联系密切，因为《时报》是中国境内最积极宣传抗美运动的报纸，而且也是上海抗美运动的总部。以一个报社作为抗美中心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地方都有成立“拒约会”作为统筹抗美活动的机构，如广州拒约会，厦门拒约会，天津拒约会，香港拒约会，澳洲雪利华民拒约会等。但上海的情况特殊，正如上海《时报》致雪梨华人的复函中所言：“上海为外人势力范围。拒约一事，原招白人之忌。敝同人恐被禁阻，反为不美。故在此不另立会所，而一切办事，皆由敝报暗中主持。而上海复无拒约总会之称。嗣后如有函件，请直投敝馆可也。”（注：《来函：上海时报覆澳洲拒约诸公书》，《东华报》，1906年3月24日。）
    上海《时报》所寄给雪梨《东华报》的同一封书函中也将上海抗美活动的缘起和经过公告给澳洲华人：
    美约一事，敝同人自接南海先生美洲来电，当即遵命在内地运动。此时内地人士，于禁约原委，多未了然，办事颇难下手。敝同人乃先集沪上之有力绅商，耸之以利害，激之以义愤。又派人到处演说，并广发传单，以激厉民气，及一切布置已定，乃假座商会，开一大会，以发表抵制实行之策。幸得不逢阻力，大众均乐赞成。于是内地拒约之基础，乃始成立。当时敝报虽颇得社会之信用，但敝同人自念人微言轻，恐不足以号召天下，故只得求助于商会。特请曾少卿君，出名布告。而一切运动布置，则敝同人不自量力……所有一切经费，系由敝同人竭力筹垫。奈何一杯之水，无救于车薪。后来正患乏款，殆将束手。幸得各埠义士，谅内地办事者之为难，竟能慷捐赀，源源接济。此固由公愤所在，人有同情。抑亦海外同胞保种爱国，好义急公，真有令人不胜钦佩者也。贵埠同志，痛国权之被辱，哀同胞之受侮。动公愤，集义捐，前后承以英金五百磅见寄。（注：《来函：上海时报覆澳洲拒约诸公书》，《东华报》，1906年3月24日。）
    这段书函引文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除了证明澳洲华人曾汇寄数目不少的捐款支持国内的抗美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抗美运动的缘起提供了新的说法。至今一般论著都认为以曾少卿为首的上海商务总会的商董，在接获美国华人的电报，呼吁以抵制美货作为反对禁工续约谈判的筹码后，主动召开抵制美货会议。（注：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32页。）《时报》的这封公函明确说明是保皇会的南海先生（康有为）最先电请《时报》负责人在国内筹划抗美运动。上海商务总会的介入并于1905年5月10日召开被公认为第一次的抗美大会，也是在《时报》的暗中运作下发生的。果真如此，抗美运动最初的领导人就要改写了。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商董，而是支持保皇党的报人和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