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青浦教案’，乃为一般常识之误称，实际上殴打教士之水手们并非为反教而起”（注：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12月再版。），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不是传教，而是通商口岸的范围问题。
    如果青浦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外，则传教士到青浦活动为违约，处理这一事件时首先应追究传教士违约的法律责任。因此，在交涉过程中，上海英领事阿礼国就在“范围”问题上做文章，“硬说距上海九十里的青浦在‘官定范围之内’”（注：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版，第86页。），企图避开对违约远行责任的追究；而清政府在交涉中则一再重申宫慕久和英国公使德庇时、驻沪领事巴富尔等的约定。这些，恰恰凸显了“青浦事件”的实质所在。
    1848年4月18日李星沅等奏：“至夷人原定条约，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本不准任意逾越。上海口岸，经前任苏松太道宫慕久与英夷德酋及领事巴富尔再三要约，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青浦并非一日可以往还之地”（注：文庆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3月版，第3136页。）。
    1848年4月18日廷寄称：“至所称上海口岸，本与德酋再三要约，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所约本属明白晓畅，以后该夷等如复不遵条例……届时似此违约私行，致有争斗，勿议我国置之不理。”（注：文庆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3月版，第3137页。）
    1848年5月22日耆英等奏：“该夷违约远行，致被我民殴逐，已非一次。该夷既虑我民与之为难，又畏其公使责以违约，每多隐忍不言。”“其上海口岸，前经德酋与前任苏松太道宫慕久议定，该夷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为断。前夷目巴富尔照会苏松太道文内，亦有准其雇买船只轿马，水陆往来，均不得在外过夜之语。今青浦县离上海九十里，来回一百八十里，穷日之力，断难往返”（注：文庆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3月版，第3141页。）。
    从以上引文特别是耆英所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通商口岸范围问题上，宫慕久和德庇时曾议定外国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为断”。巴富尔也曾给宫慕久一份照会，这份照会也确认了外国人“不得在外过夜”的同样规定。从广义上说，这种议定和照会已经成为双方均须遵循的条约。
    尽管清政府知道青浦教案的实质是传教士“违约远行”而与中国民人发生争殴，“该夷以斗殴细故，藉口前有条约，赴省控诉，任意乖执”，但还是作出了屈辱的让步。
    青浦事件结案前后，清政府担心列强“势将接踵效尤”。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清政府地方官员又多次与美国驻华使节交涉，再三重申宫慕久和英国公使德庇时、驻沪领事巴富尔等的约定。
    1848年5月4日，钦差大臣、广东巡抚徐广缙照会美国代理公使伯驾称：“……惟各国人在上海地方出外游行，原议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乃近来各国人，动辄前赴附近各县游行，核计道里，均非一日可以往返。兹麦都思等又远赴青浦，殊与成约有违。’……应请贵大臣照会各国公使，通行各国领事官等，嗣后各国人在上海游行，总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美关系史料》，第113页。）
    1848年5月25日，美国代理公使伯驾复照称：“现在本国尚未与贵国议定界址（按：指通商口岸范围），故本国大学士大臣亦有公文催与中国速为议定此事。是本摄理即于此时与贵大臣酌定，凡合众国人出外游行，亦准其尽一日可以往返途程为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美关系史料》，第115页。）
    1848年5月30日，徐广缙复伯驾照会称：“溯自上海有一日往返之议，各口效尤，以致事端滋起……乃来文尚请以尽一日往返为断，所见殊与本大臣不同，若必欲如此办理，则此议之行已非一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美关系史料》，第115页。）
    从以上三份照会可以看出，清政府坚持通商口岸的范围应为外国人“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而美国公使则要求“尽一日往返为断”，双方指称的范围是不同的。以青浦事件为例，若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青浦就不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若以“尽一日往返为断”，昼夜兼行，则青浦可一日往返，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因而徐广缙驳斥伯驾：“所见殊与本大臣不同”。
    6月8日，伯驾复照称：“查此议，前经中国与本国、英三国同酌，许久尚未定夺。迨英国德公使于去年二月到省时，其英吉利一国自己与贵国酌定，惟本国至今仍未曾与贵国定议，是以本摄理遵条约及本国大学士之意，照会贵大臣办理此事，亦情愿照议同此章程，以继英国与贵国既定之议，并预备接到复准，即饬令本国领事官及商民人等遵守奉行。惟总不能饬令遵守非己国所定之条约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美关系史料》，第116页。）
    显然，徐广缙和伯驾的交涉是没有结果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订立后，根据有关条约和约定，通商口岸（至少在上海）的范围应以苏松太道宫慕久和英国公使德庇时所议定内容、驻沪领事巴富尔致宫慕久的照会为依据，即“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青浦事件中传教士至青浦活动显系违约侵权行为。（注：据《怡和档案》，1856年3月，太平洋行的拉斯登先生就曾“前往（福州）内地茶区”。参见郝延平《中国近代的商业革命》，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由此可见，青浦事件后，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违约远行的事当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