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与通商口岸范围
    1856年，英法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列强以兵威逼清政府订立了又一批不平等条约，其中，《中美天津条约》与通商口岸有关的条款仍同《望厦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仍如前规定法国人“不得越领事官与地方官议定界址”。而《中英天津条约》及此后订立的《中德通商条约》则似乎涉及关于通商口岸范围的进一步规定。
    《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惟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列。应由地方官会同领事官另定章程，妥为弹压。”
    《中德通商条约》第八款规定与中英条约相同：“布国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和约各国人民，皆准在通商各口近处游玩，如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
    《中英天津条约》订立的第二年，由于“换约”交涉而战争再起。1860年10月，清政府兵败求和，与英、法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与列强订立《北京条约》。《北京条约》肯定了《天津条约》的这些规定。
    与前文所述及的条约和约定相比，《中英天津条约》和《中德通商条约》出现了所谓“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的新的表述，这一表述似乎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扩大了通商口岸的范围。就时间而言，从“早出晚归，不得在外过夜”到“三五日内”；就空间而言，从原定外国人到“乡间”、“内地”、“内地乡村”、周边“市镇”即为逸出通商口岸范围，外国人只能在“附近”、“近地”活动，扩大到“地在百里”（注：也许，在英国人看来，如果由此追溯青浦事件，距上海90里的青浦就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了。当然，这种追溯是无效的。）。按当时度量衡制，通商条约规定之度量衡，与英制折算办法为“中国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国一百四十一因制为准”（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影印1984年5月版，第282页。），则1里为150丈，即21150英寸，约合0.537公里。“百里”约合53.7公里。
    《中英天津条约》等订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和列强没有发生关于通商口岸范围的重要交涉。直至1908年，荷兰、英国和美国公使给清政府的一份照会中才又提到了这一问题。该照会称：“在谈判条约时，各外国意思是，‘条约口岸’或‘通商口岸’的名词，应包括相当广阔的地区。英约的英文本中用‘城镇’，法约本中用口岸与城市，以及对内地旅行发给护照的章程规定条约口岸一百里内不需护照，都可证明这一点……各有约国对这问题的态度是人所习知的……它们如一向所主张，认为条约口岸包括当地城市和其附近的水面和陆地。而且不论是根据条约，或是由中国政府自愿向外国贸易开放的地方，为了划一起见，都应适用这一原则。”（注：[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10月版，第449页。）
    显然，在列强看来，《天津条约》订立以后，通商口岸的范围已扩大到百里。
    马士讲到条约口岸关税时说到：“如果进入‘内地’到距离上海三十哩的一个非条约口岸的地方，那么，就要征其他的税。”（注：[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10月版，第448页。）按1哩（即英里）为1.609公里，30哩合48.27公里。显然也将通商口岸的范围认定为三十哩，即48.27公里，约合90华里（按当时度量衡制）。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从《中英天津条约》和《中德通商条约》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条约清楚地写明“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和“准在通商各口近处游玩”字样，就已明确“游玩”之处已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外，唯不得超出百里范围和三五日时限而已。
    第二，从条约规定的外国人活动的性质看，如果外国人仅仅是在百里范围或三五日时限之内旅游（“游玩”），而不是从事商业或其他活动，方可“毋庸请照”，享受相当于在通商口岸活动时依据条约所享有的待遇。
    由此可见，《中英天津条约》等订立以后，通商口岸的范围并未扩大到百里。仍应依前定条约，“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