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职授官与差遣
    宋代胥吏出职授官和注拟差遣各有定制。从总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胥吏所授文、武官阶和所注地方差遣均呈现由高及低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与整个胥吏阶层的社会地位日渐卑微和胥吏、士大夫间矛盾对立加剧这一社会大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少数吏职虽能以年劳出官入流，但是"吏"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沉浮于官僚集团的底层。
    1.出职授官
    北宋时，中央百司胥吏出职多补簿、尉（选人阶），或三班奉职、借职（小使臣）之类的低品文、武官阶。《宋史》卷一五九《选举五·流外补》云："凡出职者，枢密院、三司，皆补借职以上，馀或补州县。内廷诸司主吏、三司大将亦有补三班借职者。中书主事以下、三司勾覆官以上，各带诸州上佐；枢密院主事以上，皆带同正将军；馀多带远地司户、簿尉。"此为胥吏出职补官之大概。上佐官是指诸州府内的长史、司马、别驾等官职；将军则属环卫官。它们均为推恩授官，无实际职掌。所谓"同正"是相对于正官而言，意为"非正式"的。宋廷授与胥吏同正官的目的就是要划定有官吏人与官僚士大夫阶层之间的界线，辨明流品。如，天圣四年（1026），翰林待诏、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庆乞授正官出职。遭到大臣们的反对，理由是王文庆本为同正官，"若除正官，则流品不分矣。"[28]另据《宋史》卷一六九《职官九》所载"流外出官法"看，北宋前期，中央百司胥吏或授薄、尉，或与奉职、借职，都有非常具体而严格的规定。然而，该法对于三省、枢密院等机构中高级吏员的出职授官情况未作说明。就现已掌握的史料来看，由于这些部门内高级吏员的职权较重，致使统治者不得不时常更用士人充任。故而他们出职所授官阶较之其它胥吏要高一些。如，仁宗朝，定堂后官叙迁至员外郎"与外任。"[29]员外郎属京朝官，元丰改制易为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均为正七品文官阶。又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诏"枢密院诸房副承旨迁至第一名及三期，与左藏库副使补外官。"[30]左藏库副使为从七品武官阶。
    到了南宋以后，中央百司胥吏出职所授官阶较之北宋有所降低。以三省为例，在熙宁三年到建炎三年的六十余年间，胥吏出职所授官阶约降低了一个品级。如，熙宁间，三省主事多授正、从八品武官阶；而建炎间，遂降至九品。[31]
    关于诸州、监司等地方官府内胥吏出职授官情况，因史料匮乏，难有全面了解。就现有资料看，开封府作为北宋都城，地位尊隆，胥吏出职所补官阶与中央百司相当，"孔目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右班殿直。左知客押衙六年、通引官行首七年，出奉直，并补正名后理。支计官、勾覆官、开拆官、接押官，出奉直。诸司行首、前行，出借职，并遇大礼，以入仕及三十年已上者三人出职。"[32]其它地区的胥吏出职授官相对而言都比较低，一般只授与无品的武官阶。如，都知兵马使年满解发赴阙，只授大将（进武副尉，无品）以上的武官阶。[33]熙宁三年（1070），定州言："使院都孔目官乞依太原府都孔目官例，年满赴阙，与下班殿侍、本州指挥使，一年，转三班差使。"诏曰："太原府年满推恩指挥今后更不施行"。[34]下班殿侍（下班祗应）和三班差使（进武校尉）均为无品武官阶。而这样的授官情况已属推恩、特例，足见宋代地方胥吏出职授官之低。高宗朝，臣僚说："州郡旧制，人吏每遇考课，推其年额最高、无过犯者，被摄参军，号为'出职'，未得有为品官者。唯节镇衙前每岁解发一名补承信郎。"[35]
    2.出职差遣
    胥吏经年劳出职入流，获得流外出身后，可注拟差遣，去地方任职。北宋前期，负责流外人铨选注拟的机构为吏部流外铨。太宗端拱元年（988），诏三司胥吏"自前行以上，每年并令吏部流外铨校考，至五考无旷阙，许参选。前行注中县簿、尉，勾押官注望县簿、尉。"[36]元丰改制，罢流外铨，胥吏出职遂依所授文、武官阶的不同，分归侍郎左选和殿前司掌管。[37]
    宋代，胥吏出职所注差遣的高低、职任的大小在各个时期略有变化。以三省堂后官和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为例，他们作为各部门内的高级吏员，在授官出职、注拟差遣等方面较之其它胥吏更为优厚。但是，随着胥吏地位的日渐卑微，他们初除外任所领职事也越来越轻。太宗淳化四年（993），诏堂后官以六人为额，并将九名遭裁减的堂后官，"年深者与通判差遣，年浅者与知县、或监当。及二年以上者并与加勋。"[38]仁宗嘉祐八年（1063），又诏堂后官"与堂除知州"。这主要是考虑到士大夫充任堂后官者的利益，"盖尤以士流之故也。"[39]神宗变法，堂后官多由胥吏迁转而至，于是"峻削旧制"，任职五年以上与通判，十年以上与州郡，遂成定制。[40]高宗建炎元年（1127），诏堂后官初除外任只与通判。[41]该项诏令得到遵守并一直沿用下去。又如，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出职，在神宗朝多注授州钤辖，掌军旅屯戍、攻防等事务。到了南宋孝宗朝，只能注授路分副都监之类的闲职。[42]
    与三省堂后官和枢密院逐房副承旨相比，其它部门内的流外人所注差遣更低。宋代，"县令之职，最为亲民。"故而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太祖朝，诏流外选人积考入令、录者，须经引对，方得注拟差遣。[43]太宗淳化四年（993）规定，中书五房"凡录事（令史）出官，授令、录；主书（书令史）以下授簿、尉。"[44]真宗咸平二年（999），又下诏吏部铨，"自今每县令、佐，不得全【铨】注流外人。"[45]至此而后，县令之职不注流外。仁宗朝又规定流外人"更不预选走马承受差遣。"[46]在各种禁令的制约下，流外出身人一般只能注拟州县簿、尉以下的差遣。如，沈遘《西溪集》卷六中就收录有《梓州司户参军、集贤院年满孔目官冯天锡可守婺州京华县尉》这则官诰。不仅如此，宋廷还采取种种措施，以防止流外人在地方上结党营私，弄权舞弊。如，哲宗元符元年（1098），都司建言：诸县簿、尉相兼处，"请不注流外人。"[47]徽宗朝，又诏三省吏人出职，"不得同任一州守、倅。"[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