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人格化代表，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不但是文化（当作观念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生产和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媒介。晚清文化是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氛围中产生与传播的，因此，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的传播与变迁过程中，担当着二重角色：知识分子自身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角色和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角色。这种二重角色统一于晚清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古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与文官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相对而言，传统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并不十分明显。在以仕途为依归的科举制度的制约及其社会氛围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治学或曰文化创造活动是为了实现人仕升官的目的，因此，他们所研习的都是官方所钦定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即使是归隐山林、老死乡野的乡儒乡贤，其著述立说也大抵离不了对四书五经的阐述和诠释。所以，在中国古代，以研究科学为安身立命之职志的人是很少的，也不为一般社会所正视而被目为“末流”。基于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发达且不对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根本的作用。一般来说，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类型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的创新，不是文化的创造与积累，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终生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或由充幕而发达。因此，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近代社会的变轨，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运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益加强，生产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越来越依赖科学知识的应用，在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照系统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契机。并且，随着这种转变的逐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才逐步由充当帝师王佐的传统型角色转换为创造和传播文化的近代型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这一过程是与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它的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考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过程，它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时期，也就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轨，政治经济文化正在逐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社会最敏感成份的知识分子，在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局”的情况下，也开始了近代型的自身转变。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种转变显现出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着浓烈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这种文化的二重性，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中体西用”的选择模式。从魏源、林则徐到郑观应、薛福成，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首先，他们在西方器物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低级形态上的“认同危机”，即初步意识到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层面上。知识分子通过鸦片战争所看到的西方文化也只是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魏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实践中，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器物文化对中国的强烈冲击的。林则徐主持过抗英斗争。如果说，在最初的时期，林则徐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中国文化优越、试图以天朝的声威来抵拒西方的侵略的想法的话，那么，在接触了西方的军事与器物实力之后，林则徐在器物文化层次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就表现得特别深刻。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余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用得，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的浩叹正反映了他在中西器物文化的对比下所产生的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浅层的认同危机的心境。这种心境，在鸦片战争后的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知识分子以往的那种天朝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观念被打破了。“内圣外王”的治国经邦的治术不灵了，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一种近乎于悲壮的认同危机。左宗棠所说的“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马而我骑驴”[1]（P127），薛福成的“古今之变局”观等等，都是这种心境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种认同危机的刺激下，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探索中西两种文化的优劣差异，进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洋务知识分子和早期的维新派，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及其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
    魏源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鸦片战争所给予他的直接震撼，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而，他所提出的“师夷”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上。他总结的“夷之长技”包括三个方面：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虽然在后期，随着他对西方了解的进一步加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所介绍，并产生了仿效的初步思想，但其思想主流，乃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尽管如此，魏源起到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前驱先锋的作用。诚如他的思想继承与实践者的洋务思想家之一的王韬所说：“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2]
    自魏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后，向西方学习，成为此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许多以往只读儒经圣训的士子，开始转向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这种探索的结果，便导致了士林风气的新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学术上主张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变革。
    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嘉道以来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汉宋之学，本是清朝官方的正统学术，但宋学崇尚义理、空谈心性，而汉学则重视考据、繁琐琐屑。此二派实际都是以儒学为核心，但侧重之处不同，因而互相攻讦，视同水火。结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无用的所谓“学问”之中，于社会民生毫无裨益。道光间，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关心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汉宋调和论，以图挽救儒学的命运，进而改变士林风气，挽救社会危机。他们认为，士人争执于汉宋之讼，造成人才无补于世，关键是学术不倡明。所以，他们主张抛弃汉宋之间的门户之见，学问以“求诸实用”为标准，“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以求为有体有用之需”[3]。这样，汉宋调和又自然引出“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道光六年，魏源与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便是经世思想兴起的重要表现。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经世派所追求的学问，除经学之外，还只是加上史学、舆地、朝章国故之类的学问。而鸦片战争后，所谓经世之学则引进了西学的内容。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工艺制造之术，成为经世派士人追求的目标。
    与学术上的经世态度相适应，这一时期士林风气变化的另一表现，便是改革之议兴起。其实，当王朝末期危象显现之时，有识之士的改革之声总是伴随而来。鸦片战争前，要求改革的声音也时有出现。龚自珍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龚自珍的改革主张，大多是复归于传统，且当时举朝仍沉溺于天朝梦幻之中，龚氏的呼声淹没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不但震破了守旧士大夫的幻梦，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知识。从兹，变革的主张不仅日趋迫切，其内容也大为改观。“夷夏之辩”和“用夏变夷”的古老信条被打破，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成为鸦片战争以后改革派的言论基本。从魏源、林则徐，到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无不包括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和工业技术，甚而有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主张。这一切，都反映出变化了的时代与变化了的社会观念，而这些也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士人走向近代型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代表进步知识分子的魏源、林则徐等人，出现了上述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转变的迹象，同时又具有相当多的转型时期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完全是接受传统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仍然是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价值模式才体现为“中体西用”，即以西方的技艺，辅以中国的文物制度。他们的改革模式，也是以西学为枝末，培植中学的根基。李鸿章就明确地提出，中国的文物制度皆远高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种认识，的确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情况下的那种对传统的依恋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