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甲午战争以后，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史学界所称“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从其社会历史背景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力量正逐步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与之相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要求在政治上、文化上表达其意愿。近代型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历史的趋势而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说，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的社会群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代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的背景来看，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乃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传播、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必然产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式教育的兴起，特别是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兴办，造就出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根据统计，在20世纪初年，留学生、全国高等学校、各专门学堂、各级师范学堂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已达15万人之巨，加上在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及各种新式文化事业机构的从业人数，属于新式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数，估计在20万～25万人左右。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旧式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概言之，即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2]。也就是说，旧式士大夫的根本的价值取向，是由士而仕，依附于皇权，上焉者为帝师王佐，下焉者为绅为贤，都希冀在封建统治的结构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以经义说解来帮助封建统治者驾驭民众，以此来实现其价值，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不废”，乃是旧式士大夫最高的境界。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而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其价值取向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与近代城市工商业联系日益密切，与皇权日益疏远。他们不再依靠皇帝的赐俸赐禄生活，而依靠自己的知识与技术谋生，因而独立性日强。因此，他们不再以充当帝师王佐为依归，也不再视由士而仕为正途，相反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成长，他们致力于建立近代国家、立宪政府的趋向日益明显。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中说：“吾中国其真亡矣，吾中国其真亡矣！不亡于顽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强之瓜分，不亡于各级社会之无知识，吾敢一言以断之：中国之亡，亡于学生。……是得下一转语曰：中国之兴，兴于学生。……充学生之势力，无论内忧，无论外患，殆无不可摧陷而廓清之！”[13]（P19-21）把国之兴亡，系于自身，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转变的根本体现。而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词，在清末的进步书刊中随处可见，这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封建的文化藩篱走向世俗化。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清末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不是知识分子为之先导，为之中坚。这种行为模式，乃显现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结构也与旧式士大夫有着霄壤之别。汉代独尊儒术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以来，旧式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便日趋定型和僵化。释儒解经，成为旧式知识分子的职责。所以，对四书五经的注、疏、解、释，是他们的主要治学方式，由此而产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便成为传统的正宗学术，传统的史学、文学、哲学之类，无一不是为注经释儒而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被目为“末学”而为士大夫所不屑。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其知识结构不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诗书礼乐、经史子集了，也已经超出了甲午战争以前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那种“中体西用”的模式，逐步接受和形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先进的知识体系。近代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化学、格致学（物理）、医学、工学、矿学，乃至近代的人文科学如法律学、商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等，都不再是陌生的知识，而成为新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了。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新式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些具体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具体知识的学习，他们也逐步学会了贯穿于近代科学的本质精神--近代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确立，无疑使他们从旧式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盲从与依附的藩篱中挣脱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的价值选择的新的社会阶层。近代型知识分子与旧式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前者已具备了新的行为模式。旧式士大夫的依归于封建君权，以充当帝师王佐为职志，行为目标以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为中心，即所谓以“卫道者”自居。新式知识分子因渐具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念，并以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空谈义理的务虚型转向了务实，读书作官不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大批的新式知识分子进入了各种公司、企业等实业机构，或投身于文化、新闻、出版、教育、医疗、科学等行为，成为新的文化事业的载体。即使投身于政治的新式知识分子，也不以充幕人仕为惟一的选择，更以不以维护封建道德为使命，而是逐步树立了新的政治目标，即建立以宪法为基础的立宪政府为目标，并不断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清末社会不断兴起的爱国运动和政治变革运动，就是新式知识分子行为模式转变的重要的反映。
    与旧式士大夫相比，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了新型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些新的特质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群体，不再是依附于皇权的官僚候补阶层。这一深刻的转变，对于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传统的旧式士大夫在封建社会结构中，与其说作为一个文化的创造阶层，毋宁说是作为一个封建的官僚或官僚候补阶层存在的。从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传统的教育结构和途径，始终支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因此，“学而优则仕”是旧式知识分子行为的目标，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进入官僚阶层，而不是从事文化创造或生产活动，即使有，也不过是一种附属的产品。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以从事精神文化生产为职志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所谓“士人”，只是试图由科举而进入官场的一个候补官僚群体。科举上金榜题名者，成为大大小小的现任官吏，名落孙山者，或充幕，或捐输，也成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官吏。退而为乡儒村夫者，或充塾师为造就新的科举士人而尽力，或成为辅佐地方统治的乡绅阶层，真正从事于为统治者视为“末业”的科技或人文研究的士人，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传统士人并不能说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这种状况，是与传统的正当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相联系的，长期的演化，便成为一种旧式士人的价值与行为导向的模式。
    与此相适应，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分工明确、独立的文化生产的各种专门行业。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开始分离，并形成各种文化生产的专门部门，“从这里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4]（P36）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因为从一般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的从事精神劳动的阶层--所谓士人，只是作为政治的附属物而存在，所以，传统社会的各种精神生产部门也只能是以政治的附属物存在和发展。学者治史习文，讲经论道，都只是为了阐释统治思想--儒学，而不是为了生产和积累文化。同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也没有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的需求。诸种因素的制约，使得各种文化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各种近代科学，如科学、技术、知识、理论、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不能在中国产生并形成专门的行业，而只能通过西学东渐的途径，从西方传入近代中国。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形成，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士人不同，他们逐步与政权相分离，不再是官僚阶层的候补者，他们从事于各种近代化的文化行为，不以进入仕途为惟一的价值体现，并且以保持对政府的独立批评者地位满足。这就是新式知识分子逐步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大量的新式知识分子投身于教育、新闻、出版、金融、公司企业、商行等新式行业，使知识分子在做官的传统“行业”之外，成为医生、教师、记者、编辑、科技工程人员等各种专门人才，不仅在观念上，也在实际生活中承担了文化生产和传播者的角色。
    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更加显著。文化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义。其重要表现便是开始形成了分离于儒学而独立存在的各种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育界、文学艺术界、哲学人文科学界、科学技术界的专业领域。新式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中辛勤地耕耘，介绍和传播西方的近代自然与人文科学知识，或者使中国古老的学科发生了近代的转变，或者引进和建立了近代西方的各种专门学科，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尤其重要的是，新式知识分子通过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逐步而切实地改变着社会的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从而推进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传统、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建构起新的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