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高度政治化倾向，的确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说是一种政治文化。专制政治的高度发展，吸附了整个传统的社会生活，文化也不例外。这种政治所赋予文化的使命，只是诠释和论证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不是其他。因此，它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价值标准以及一切文人学士们的行为、价值的取舍标准。在这种其大无外、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传统士大夫们无疑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功能。历代思想家设计一切思想学说，无一不是某一时期现实政治的注解或改造。历代文人学士的最高理想无一不是成为帝师王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当然不是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能摆脱的。传统政治文化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的心理积淀，近代社会在政治变革方面的紧迫任务，无疑成为呼唤他们的政治意识苏醒的号角，成为他们行为方式的指南。曾经以钻研理学、崇尚清议（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文化行为）的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大江南北、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形势下，也不得不急切地放下理学家的矜持作态，组织湘军，成为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在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文化并深受其濡染的王韬，自幼就远渡重洋、留学美国的容闳，都曾经向太平天国上书条陈，这也是他们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以政治的方式加以实现的表现。为了实现这种政治选择，他们甚而不顾被政府目为“从逆”的危险，难道还不能说明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取向是多么浓厚吗？而那些从西方学来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并以反清为职志的知识分子之执迷政治的斗争，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普遍的危机意识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结果，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理性的价值选择。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现实政治危机的紧迫感，催使他们拯救现实危机的急迫心理。西方种种新思潮，成为他们不断“拿来”与“抛弃”的救世工具，不论这些新思潮是否符合国情。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选择取向，缺乏科学的态度与理性的思考，也正是传统文化重实利、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折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偏向于以经验为基础，进行直观思维，并且融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为一体。对主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用清晰的逻辑来把握，而是借助体悟的认知方式，并以比喻和象征来表达所认知的主客观事物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的局限之一，就是较易为表象所迷惑，为实利所左右，从而促使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思维方式在近代社会政治危机严重的条件下极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凡此种种，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理性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也使他们不能拥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成为真正指导社会前进的中坚与桥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领导新思潮、新的变革运动的杰出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始终如昙花一现，为不断涌现的新的变革、新思潮所淘汰，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既有深刻与深远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种种弱点。这些正面的、负面的因素，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从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考察，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近代文化载体的意义，也进一步促使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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