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轨过程中完成的从传统型到近代型的转变，经历的大致就是上述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的两个历史时期。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无疑是近代社会社会发展和近代文化的发展之必然。近代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促使士大夫阶层萌发出强烈的忧患与变革意识，而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则为他们变革社会提供了新式的武器，正是在这样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变革的过程，走出传统的藩篱，迈进了近代的门槛，成长为独立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承担者。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阶段中，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不但是艰难的，而且还具有许多转型时期的特征。
    首先，这种特征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观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始终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初，他们从对外战争的失败中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器物文化不如西方，因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坚船炮利、机械铁道之类思想，并由此而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模式。但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伴随着西方近代观念形态的传入，他们又逐步意识到传统观念形态的不足，因而进一步有了对传统文化观念体系的抨击与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仅以西方观念形态为参照系统，且他们对这种西方观念形态又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这种批判往往是不深刻的，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扬弃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简单的抛弃。近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这种认识过程，对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严酷事实，迫使他们不断地怀疑和抨击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同逼来，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戒备与憎恨心理又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正确估价（还有传播过程的因素）。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处于一种模糊、依违的状态之中。近代中国相当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乃至五四时期的吴虞等人，都是以反传统始，而以复归于传统终，这种奇特的文化“回归”现象，正反映出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康有为则成为帝制的鼓吹者，公然宣称：“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弥乱息争，莫顺于此。”[15]严复也发表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原以为人、为国、为天下，均须合于“经”[16]（P331）。在民主革命时期执舆论之牛耳的章太炎，到晚年也消沉颓废，“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家”，大肆鼓吹“国粹”[17]。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呼“打倒孔家店”、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过强烈抨击的吴虞，在新文化浪潮向前发展之后，也落伍而沦为政治上的保守派。凡此种种表现，不能不引人深思。还有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曾大力倡言民权学就，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政治，但不到几年，便倒退到“开明专制”论的鼓吹者。即使以革命先行者著名的孙中山，同样也存在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他谈到治国之道时说：“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18]（P485）。在晚年，他更认为“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19]（P653）。为什么曾经对传统进行过那么激烈抨击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归于传统呢？
    文化的回归现象与文化的离异现象一样，是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两种趋向。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参照系统下，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离异过程，一种向西方近代文化靠近的趋向。这种离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进步的文化潮流。而文化的回归，则是在文化离异之后的一种返源寻根的表现。在西欧文化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也曾经经历了离异与回归的历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的源泉”[20]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文化的回归，则表现出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矛盾的文化情绪、文化自卑感和优越感的交织。文化自卑感无疑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失落感，希望中国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文化优越感则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层意识，即在潜意识中始终认为中国文化优越，有着一种深厚的依恋情绪。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远的历史、宏大的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使中国人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文化回归现象的深层基础。
    不可否认，近代有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文化回归，其动机是正面的，有着积极的因素。他们担心对传统文化的离异和趋向于西方文化，会丧失独立的民族精神，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同化。因而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章太炎就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族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故必须“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类似章氏这种想法的人物，在日本向近代转型时期也曾出现。当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再造日本文化的思想盛行，而当时的维新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江兆民也担心这种情况将导致日本丧失固有的民族精神，因而大力提倡“日本主义”，保存国粹等等。可见文化的回归的确是文化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情况。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文化回归表现在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却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复古和倒退的倾向。这说明传统中国文化所积淀的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它构成的传统文化氛围无时不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像康有为、章太炎这种曾经有过旧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免被唤起回归的情绪，即如严复、孙中山等在西学氛围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回归故土，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回归了传统文化。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回归，无疑对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传统文化的离异过程短而不深入，导致了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成熟，又反作用于近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一个不成熟的群体。
    其次，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中，旧有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观念被打破，而新的结构与观念一直没建立起来。新与旧、冲击与抵制、挑战与回应始终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危机四伏。这种社会意识给予正在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与现实的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相结合，造成的后果是：危机意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政治意识极度高涨，而经济意识和文化意识则相对地淡薄。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无疑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每一次政治变革的过程中，都有着他们的参与。这种高度的政治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执迷于政治上的斗争，依附于某一种政治势力，并企图通过政治的方式将社会导入其理想的轨道之中。其结果，便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意识的丧失，其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功能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