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变革进入了实际阶段--洋务运动兴起了。洋务运动，从其本质来说，只是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依据“中体西用”的价值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修补的行为。但是，它一旦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与传统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并因此而导致传统士人的新蜕变，演进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形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既不同于早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人士，也与甲午战争以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区别。他们从洋务运动中获得利益，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思想。所谓“早期的维新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与林则徐、魏源那一批知识分子相比较，他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他们都受过传统的教育，都有着对社会危机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但是，他们对西学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其思想也存在差异。魏源、林则徐的时代，对西方的认识还仅限于坚船利炮，并且他们自身对于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还缺乏切身的感受。19世纪60～80年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生活在洋务运动正在兴起的时代，他们大都是追随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物，如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与容闳。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曾游历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种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同时，由于他们不像洋务派官僚那样身处高位，也没有担负洋务事业的实际责任，因而能够超脱洋务运动的局限，对洋务企业有比较客观的评判。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又较之于洋务派更激进。同时，这一批知识分子成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生时期，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曾经有过经商与办企业的经历，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的要求与愿望。
    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批知识分子由于具有上述不同的经历及时代特征，因而其思想和价值观念都具有新的特征，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到近代转换过程的新的阶段。
    首先，在对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认识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较之于他们的前辈林、魏，有更深的认识。实际上，在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几十年之后，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一般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耳濡目染到西方“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对比中国的积弱积贫，“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4]（P181）。但是，这种时尚的内容，还停留在西学的“百工杂艺”、“水陆武备”、“贸易转输”的层次上，没有超越器物文化的范畴。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则开始深入到“西法”--即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层次。在表达他们的学习西方的思想时，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但是，其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不同于洋务派，也不同于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提出的“西用”包含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变器不变道”、“舍本逐末”，没有学到西学的根本。故此，他们所界定的“中体”仅限于“纲常名教”，舍此，都是可以变更的。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意见是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之”，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曾游历西方，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有所了解，并认为是值得仿效的。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可以使“君民一心”、“上下一心”，且“定法、执法、审议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5]。他们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它们“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6]，“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6]。因此，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设议院，“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注：参见《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致“强兵富国”、“纵横四海”（注：参见陈炽：《庸书外编》，议院。）。与此相适应，他们主张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文化之时，不能只局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而应当广泛学习。有关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时政”，涉及“行政、治军、生财、交邻”即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书籍及其所反映的西方思想，都应当介绍和引进[7]。这也超越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
    其次，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还主张“以商立国”、“商战固本”。发展近代的工商业，也是自林则徐、魏源提倡，并由洋务派付诸实施的思想倾向。但是，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张，与洋务派的不同之处是提出“与民共利”，即发展民间工商业，反对官方的垄断，并把发展工商业提到“固本”--富强国家和抵抗外侮的高度。
    这一批知识分子有创办洋务的实践，因而对洋务主张的官办企业的弊病有清楚的了解，所以得出洋务只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舍本图末”。因此他们主张应当准许民间自设公司，“一切听民自主”，“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8]。同时，政府还应当“设商部”、“订商律”，以保护民间工商业。
    早期的维新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这种主张，是与他们对工商业的高度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西方各国的强盛，乃在于它们的工商业之发达，所以它们才能以商品入侵中国，使中国日益贫困。因此，“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9]，以“商战”对付外国的入侵，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9]，“以固其本”。这种主张“民间自办公司”、“商战固本”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说明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是与社会的政治发展相联系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西学及工商业的态度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些观念包括道器观、义利观、本末观等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一直是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谓“农本商末”等等，一直支配着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而在这一时期，由于西学的传播，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关于“道”与“器”的关系，王韬从中西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西之道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的论点，认为，“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从而改变了传统的重道轻器的观念，把“器”的地位提高了[10]（P1-2）。在义利的关系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大胆言“利”，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注重国计民生，计功言利，学以致用。在本末关系上，他们尖锐批判古代的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观念，也指出拘守重本轻末观念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器物制造和工商之利。他们明确地提出要以商立国，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1]（P607）。把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的确是对传统本末观念的彻底否定。
    价值观念的变迁，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由士而仕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近代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舍仕途而从事其他在传统社会中视为“末业”或“技巧演技”的职业。他们或投身洋务企业，或进入洋务学堂，或游学海外，或办报译书，甚至弃官经商（如郑观应）。这些都是专门型知识分子人才出现的标志。
    由上可知，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学知识传播的深入和扩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地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开始逐步地从传统儒学及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面向社会和现实，显现出近代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功能。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深刻变化中，知识分子本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应当指出，19世纪60～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型知识分子，而是从传统中分离出来，正在蜕变的士人。这种蜕变期的知识分子，既具备上述的价值、行业变化的特征，也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但仍以“中体西用”规范之（尽管其内涵较以前有所改变）；他们希望变革，甚至主张设议院，但仍然不敢非议君权。这些都显示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性转变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它就必然受制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型转变的完成，有赖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