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户中华总商会
    （一）中华商务总会的创设
    1893年，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了中华会馆（俗称“神阪中华会馆”）。会馆的创设可作为神户华侨社会成熟的一个标识。中华会馆的创建和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派遣当地的本国领事的劝导。但是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注：请参照拙文“郑孝胥日记与中华会馆创建时期的神户华侨社会”，神户商科大学《人文论集》32-2,1996年。）1904年，以三江帮吴锦堂、福建帮王敬祥、广东帮麦少彭的名义，各帮分别垫付二万日元，将中华会馆登记为社团法人。5年后的1909年5月（宣统元年三月十三日），依据清政府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在神阪中华会馆内创设。
    历史日本的华侨研究将此“附设在神阪中华会馆内”的商会，描写为“只不过是名目上的”而等闲视之。（注：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同文馆，1949年，第278页。）但是，上面我们谈到，总商会的创设本身已经具有了重大意义。当时神户和大阪在亚洲贸易圈内是极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居住在此地的华商加入了联络环太平洋地区华侨社会上层的商会网络，在这一点上意义重大。由各地华商作为母国法团组织起来的中华总商会，利用相互连贯的商会网络，一方面发出各种信息，而另一方面收集了各种信息。对于神阪地区华商来说，华商商会网络的功效和利益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华会馆于1893年克服了帮与帮之间的隔膜而成立。并且早在1909年，中华总商会在这大同团结结晶的会馆正式成立。这说明从事贸易的华商最敏锐地感觉到跨过帮界集结力量的需要。时值日本方面国家主义的高扬，中日之间的领事裁判权被取消，1899年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租界）被撤废，而华商正面临日方挽回商权的压力，华商已不能享受既往坐而获利的优越状况。清政府促进而设的商会网络和它提示的实业振兴政策，可能对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留日华商来说，是适合时机的提案。这样，政府与民间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日本各华埠设立起中华总商会了。
    1908年秋到任的神户领事张鸿在他就任的欢迎宴席上劝诱设立商会。翌年春天，经过驻日大使胡惟德向领事推广商会的再三嘱咐，神户领事再度召集当地华商于中华会馆，强调了设立商会的好处，而终于成功地劝导设立了商会。1909年5月2日（宣统元年三月一三日）下午，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先选出了16名商会会董，而在监督下，对于各帮分别各推举一名的协理进行了投票。开票结果，广东帮协理郑祝三（注：郑祝三的父亲是1893年创建中华会馆时期的创建董事郑雪涛（柏年）。郑雪涛从事于海产物的进口和杂粮、白米等的进口业务。在神户海岸通4丁目经营同孚泰号，在大阪也开设了该号支店。大约在1867年前后经由香港来日本。他是明治6（1903）年，代表中华义庄出面与当地政府交涉借用官方地皮时的“广东总管”。郑家可能是神户华侨社会开始形成时候代表广东帮的侨领一家。1911-1914年和1923-1925年的两段时期，郑祝三曾担任过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副董事长。1931年“9·18事变”爆发，全家回国。）（瑞图，花翎道衔）得82票，福建帮王大川（注：请参照拙文“郑孝胥日记与中华会馆创建时期的神户华侨社会”，神户商科大学《人文论集》32-2,1996年。复兴号开设于神户海岸通3丁目。据说该号内设有福建商业会议所在1903年建设完工之前的公所组织的办事处。据此书，王大川为复兴号主，很有可能是金门岛王氏（见王柏林：“金门岛山后乡王家三代记”，神户大学《社会学杂志》7,1990年）一族。）（德经，蓝翎同知衔）得29票，三江帮马聘三（注：复和裕号经理。1915-1916年时期担任过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副董事长。）（席珍，同知衔）得12票。郑祝三当选为总理。事后备齐试办章程、总协理名簿等所需资料，神户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通过领事之手向农工商部正式申请在案（注：“日本神户地方华商设立商会”，载于《华商联合报》第6期，《海内外商会纪事》，1909年5月4日。）。记载神户总商会成立的华商联合会记者总括如下：“吾愿商会成立之后，神户华商共输其爱国之心以富强吾中国”。一个星期以后的5月9日，大阪也成立了大阪中华商务总会。被推举的议董12名经过互选，选出了总理丛良弼（北帮，东泰顺号），协理张益三（南帮，怡锠震号）（注：“大坂华商总会业举职员”，载于《华商联合报》第7期，《海内外商会纪事》，1909年5月18日。此后，大阪的中华总商会根据1929年商会法改名为“华商商会”，同横滨的中华总商会一起存续到二战时期为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5个月以后的9月25日（宣统元年八月一二日），农工商部秦请设立神户商务总会和颁发“关防”，而“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关防”以破例的速度（注：“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准给关防”，载于《华商联合报》第18期，1909年11月12日。记者在此强调“雪兰之给关防也阅三年而始今神户之请给关防也仅数月而遽颁”。）颁发给商会总理，神户中华总商会正式告成立。奏文说明，“日本三大商埠长崎居西，横滨居东，神户适届乎。其中海陆交通轮路辐辏为全国商品运输出入咽喉之地，故其商务繁盛甲于各埠”。然而，华商“向以势涣力微未能联络”，因此有需要“集议创设商会”（注：“本部具奏日本神户设立中华商务总会援案请给关防摺”，见《商务官报》，《公牍四》，己酉第25册，1909年10月8日。）。神户华商的帮别结构主要是广帮、三江帮、闽帮。如包括仅加入两家的北帮，共有四帮。因此神户华商照长崎之例，申请增设一协理名额，共为总理一名协理两名。除北帮之外，分别由各帮选派一名担任其职。华商联合会报报道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成立的时候，对于这次海外华侨禀请设立商会，农工商部办理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添加一句敬语说“华侨可以兴矣”。
    虽然神户已设有中华会馆，可官方力劝成立了商会。举其理由，中华会馆不是母国的法定团体，而商会却是。加之，通过商会能与母国以及国外南洋、美洲各商埠加强联系，以收合力挽回商权之效。胡公使交给张领事的劝告文讲到日方商权的扩张和留日华侨所处的劣势状况。由于海运的发达和日本贸易转向直接贸易，棉花、豆饼等原料的进口几乎归于日商托拉斯。旅日华商仅在棉制品、杂货、海产品等出口的单行贸易，获得一些微利而已。他强调为了挽回商业权，必须设立商会从而团结起来一起应付难局。华商虽然对于各自之间语言不相通的问题有些不放心，但是领事强调说，尽管设立商会，本国政府也不会要求任何金钱的负担，而使用了中华会馆就不用担心额外的开支等等。华商终于同意于“商会有益之说”。（注：前引《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