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文权主编《中国实业杂志》
    在同一个时期，李文权（注：李文权在广东和北京长大后，28岁时应日本政府之邀前往日本东京，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国立一桥大学）任职当教师。此后在日本居住12年，1917年夏天回国。）也极力主张了中日亲善。他是以留日华商为主要读者的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报》的发行人兼总编辑。1910年10月，李文权在东京创刊了《中国实业杂志》（月刊）。他曾征稿两百多篇出版过由中日文两部构成的《他山百家言》，收集了日本各界人士对中日亲善的意见。（注：据他李说，《他山百家言》共出版了5册。笔者在国立国图书馆看到其中4册（即日文本3册和中文本1册。另一中文本1册未见）。）李文权还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商会联合会大会（1916年召开），发表过意见。他强调中日双方的商会有必要更加促进来往。（注：李文权：“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演说”、“劝游日本说”，见《中国实业杂志》，7-10，“论说”。）
    《中国实业杂志》不仅关于日本华侨的信息丰富，而且介绍了有关夏威夷、巴拿马等地华侨社会和中华总商会等的详细情况。《问答》栏收集了各种各样来自天津、北京、厦门等中国各地关于日本和日本华侨的询问。也有象纽约华侨关于本国华侨法令的提问等。李文权还通过《中国实业杂志》号召组织一个“华侨亲睦会”来促进国内外商会的横向联合。可见，《中国实业杂志》起到了以日本为基点的信息网络中心的作用。笔者认为它同商会联合会的机关报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本文因篇幅关系，只作一下介绍。
    总结
    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神户成立了神阪中华会馆，继而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以往驻神户的中国领事在华侨社会具有的权限受到限制。围绕神户大阪地区华侨的整个政治社会环境正处于转折点上。面临日本方面挽回商权运动的高涨，围绕华商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显现了不少变化。清朝政府在王朝临死的痛苦中开始着手振兴实业。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继而号召全国各地推广商会。
    神户和大阪设立商会是1909年5月的事情。设立在国内各县城和大商业镇的商会，改变了各地的商业环境。以往设有商务局的特定大城市向城镇派来少数商务议员来进行商务调查的广大乡间，开始根据商部的倡导，自行推举亲近的乡绅自办起了民间商会组织。同样在海外，华商也依据同一个简明章程开始动员民间而组织起商会来，改变了以往仅公、领事馆员向本国报告各商埠商务情况的状况。国内外通过领取商会总理协理地位，大量增加的这大批绅商，应该从捐官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去考虑。（注：关于清末商绅的问题，见马敏《官商之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敏将1912年当时中国“近代绅商”的总数估计为大约5万，并且他分析广东、江苏、浙江是绅商比率较高的省份。）另一方面，对于商人阶层来说，随同作为法人组织商会的领导人而来的权威和信用也成为渴望弄到手的珍贵东西了。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外商人往往拘泥专制时代（中华）总商会的“并防”，表现了中国商人共同的对于传统权威的崇拜倾向。
    神户地区设立商会之前和之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华商自办的组织首次成众多侨民承认为公共的团体。换句话说，商会由于官方推广设立而后来正式被授予了法律依据，这一点是商会不同于中华会馆的最大差异。神户中华总商会看来似乎只借用了中华会馆的一间办公室，细水长流地把活动搞了下去，但是它取得了难得的资格，与环太平洋地区各华埠纷纷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以及国内商会总商会进行了对等的交流。在这一点上，神户总商会的作用和它的存在意义不应评价得过低。而且，中国的商会形成了从下而上统一工商业者的独特全国性机构，屡次召开全国大会，发行了满载信息的机关报。
    连接了至少1500个商会的网络，它的实际状态究竟如何？拙稿着眼于《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华商招待所”扮演的信息提供机能。近年来在研究华商交易网络的领域，有的指出“股的网络”、“客帮网络”等形态。还有人指出“运棺网络”。（注：见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中的神户--搬运外国棉制品的中国商人（载《年报近代日本史研究》14,1992年），以及帆刈浩之：“沮末上海四明公所‘运棺网络’的形象”（载《社会经济史学》59-6）和“香港东华医院与广东人的网络”（载《东洋史研究》55-1）。）笔者在拙稿中从提供信息的侧面，强调了“商会网络”的形态。个别华商的经商对手和信息来源大半可能是根据他们的方言体系，范围往往限定为同乡人。但是，商会总商会的信息网络，给国内外个别商人提供了海外各地的商业情况、各地华侨商店名单等。假如说，国外的各帮商业公所和同乡会馆基本上是基于“互助”而往往是“闭塞”的组织，那么商会总商会的信息网络是否可以说成是“开放”性质的呢？
    第二部分的半部分指出，全国商会联合会起先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的南部商界主导而成立。因此，神户中华总商会亦以相对在上海交易圈当中占首要地位的三江帮华商为主，政治经济活动开展得极为活跃，同时它与国内交流交往的渠道也最坚固。此外，神户中华总商会担当了呼吁中日亲善论发言人的角色。本文就此问题对商会信息网络主体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作了若干分析。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提示的话，它可能为段祺瑞亲日政权和寺内内阁的上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