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商会网络看大正时期的神户中华总商会
    神户中华总商会设立之后的动向和它的具体演变过程，由于缺乏资料，难以说明。尽可能查看中国方面保存下来的商会材料和日本方面留下的史料，我们可以把它的活动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国内的4个商会当中，它与中国本土之间构筑的渠道最为坚固，联系最为频繁紧密。横滨中华总商会是商会简明章程发布之前的1899年，深受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影响而成立的华商会议所的后身，1909年11月正式准许使用“关防”。伊藤泉美在分析横滨中华总商会的文章里，从它与本国商会隔绝（即很少联系）的一面来总结了它的特征。（注：伊藤泉美：“横滨中国人商业会议所的成立”，见“横滨与上海”编集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横滨开港资料馆，1995年。）
    在上面谈到，海外华商参加本国商会联合会大会从数字上来看，可以证明他们寥寥可数，没有影响力。长崎和横滨确实没有一个代表去参加过大会。相形之下，神户包括大阪显眼的活动是值得注意的。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邀请了神户的三江帮侨领吴锦堂作为工商部特邀会员（来宾）参与会议。其实，神户总商会派了副会长三江帮华商马聘三参加了工商会议以及之后在11月13日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会议。（注：“议员表（各省代表144人+特别邀请24人+来宾23人）”，见《工商会议报告录》，1913年1月。吴锦堂同张季直、周晋镳、张振勋、朱志尧一起被列名于特请会员名录上。马席珍是各省代表。同时跟杨度、粱起超等一起被列名在24名来宾名录上。来自海外参与大会的共计13名，见“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总8期）。除了商会代表以外，华商联合会也派代表参加了此会。海外商会代表当中参加发起会议的，包括神户地区代表，仅5处而已。）全国商会联合会本身是以上海为主的南方工商业者大力推动而成立的机构。当时在神户-上海贸易网络里，神户的三江帮起着主角的作用。神户的商会比横滨和长崎商会与国内的商会之间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它在1917年春天，以神户中华总商会的名义，通过商会联合会会报，大力向国内外的商会呼吁以及展开了“中日亲善”的主张。在这些主张产生的背景，存在是神户地区华侨人口的激增现象，（注：安井三吉：“近代日中关系与居留兵库县的中国人”，载于神户大学《社会学杂志》7,1990年。自大正1年至6年的5年里，中国人人口加倍大约增至3000人。到了20年代，“在9·18事变”之前的1930年，超过了6000人。）而且神户本地商界当中长期存在着中日双方人士相互依靠的特征。之前的2月18日，以吴锦堂、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扬寿彭等的名义，邀请了日本当地的一百多名实业家在中华会馆召开了中日亲善会，当场表明由民间人士推动中日亲善活动的主张。（注：“神户中日亲善会之记盛”，载《中国实业杂志（附刊横滨中华商务总会月报）》8-3，1917年3月，第15－19页。）同月28日，这次由日方主办召开了日支亲善会。（注：“神户中日亲善会之记盛”，载《中国实业杂志（附刊横滨中华商务总会月报）》8-3，1917年3月，第15－19页。）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在3月29日，中华会馆召开了“神户日支实业协会（后来改成为神户日华实业协会）”，（注：1917年3月设立的神户日华实业协会至今维持其活动，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机关报从《日华实业》（1922-1925年）改名为《日华》（1953年至今），参见《社团法人神户日华实业协会七十年史》，1987年。）创立总会。此协会分别由中日双方派同样人数的会员而告成立，协会办事处设在日方神户商业会议所内。（注：松本武彦：“神户日华实业协会的成立”，见《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7，1995年。）
    反映了当地的这种趋向，马聘三副会长在3月5日，以神户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向全国商会联合会寄上了公函、亲善策“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册、以及计划书“实行免厘增加输入税实行奢侈品消费税收之计划”一册。这本计划书登载了马聘三在参加1912年工商会议时在会议上提议过的案文。最后加了一文意见书，要求同日本一起实现中国的税制改革。他还要求全国商会以及海外华商会赞同神户商会的提议与政府共同研究如何推动中日的亲善。（注：“神户中华总商会公函（3月5日）”，见《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4-3，1917年3月，《商会文牍》，第10页。“施行免厘增加输入税施行奢侈品消费税之计划（提议者为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副会长马席珍聘三）”、“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中华民国神户总商会副会长马聘三）”《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4-3，《佥载·专件》第11-26页。）
    在日本大正年间（1912年-1925年）加快步伐而进行的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由于“21条”条约问题导致的抵制日货运动等等问题，正面临了危机，日方从而需要考虑相应的对策。马聘三的言行同时代表了和中国有实际交易关系的日本经济界的意见。他面向国内外中国商会的呼吁就是神户中华总商会企图通过号召中国实业界来探讨中日合作的可能性。
    这次神户总商会的语调和大阪中华总商会在两年前的1915年2月，通过商会网络寄给北京商会事务所的公涵‘为日本要求条件致京师事务所函’，有很大的差异。（注：“日本大阪中华商务总会为日本要求条件致京师事务所函”，见《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2-6,1915年3月。）大阪中华总商会同时还向大总统府和北京外交部直接写信，建议中国政府对于“21条”条约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虽然时期不同，但至少在1915年，神户总商会却没有向全国商会联合会表明任何的主张。这明显表示神户和大阪两者对应的不同。川口华商（注：许淑真：“川口华商”，见《国际关系论的新开拓地：近代日本与亚细亚--文化的交流与摩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多数为北帮）领导的大阪华侨，他们的华侨商店多半是支店形态，而总店设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偕同家族的也不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和东北以及华北地区的商店进行交易。不象神户华商的主要交易地区在华南以及东南亚一带，免不了受抵制日货的严重影响。这一点足以说明神、阪中华总商会之间态度的不同。
    当时旅日华商所处的微妙立场，往往体现了中日之间军政界与经济界的矛盾。上层华商，特别是有定居倾向的神户华侨上层，他们的主张是基于中日和平共处和明哲保身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亲日的或是卖国的。马聘三在1911年12月，代表神户侨商统一联合会（即支援孙中山的最先锋的商人组织），率领横滨和神户地区的青年敢死队去参加过回国支援革命的运动。并且列名于1912年2月成立的华侨联合会发起会议名单上。他在支持革命运动方面，是相当活跃的。不是在商只会言商一类的华侨。另一方面，他以日本精（白）糖的出口商驰名。中日之间是否能和平共处，对这位已具有名声以及经济实力的巨商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是他主张中日亲善的背景。他没有能力预料他所提出的中日亲善的主张对大多数商会会员来说是难以接收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