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权家产制与皇位世袭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血缘因素与权力分配紧紧联系在一起。嫡庶之别、亲疏不同关系着皇位继承权及其他政治特权、经济特权的分配。从长远意义上说，这关系着政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两晋统治者设立专门机构，任命专门官员负责宗室事务，藉此保证宗室血缘纯洁。同时，两晋统治者还制定许多具体的管理制度，在充分发挥宗室藩辅中央积极作用的同时，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保证其家庭统治绵延久长。兹从宗室管理机构及有关具体管理制度两方面论述如下。
    一、宗室专职管理机构
    西晋时期，宗室众多，王朝统治者沿袭汉魏制度设立宗正机构掌管皇族宗人谱牒。宗正机构长官为宗正，其下有丞等属官及功曹、主簿、五官等属吏。此外，为加强宗室的训导、教育工作，重新恢复西汉末期的宗师制度，于咸宁三年（277）设置宗师一职，与宗正互相配合，加强宗室事务管理。东晋一遵江左旧制，也设置宗正与宗师，至哀帝时期，并宗正于太常[1]，宗师官继续保持不废。兹从宗正及宗师人选、职掌、属官等方面论列如下：
    （一）宗正、宗师人选
    两晋时期，宗正属于列卿之一，秩中二千石，品第三[2]（《职官志》）。宗师品、秩皆不详。根据《晋书》及其他相关史料可以考知的西晋宗正官有8人、宗师有3人。8位宗正官中，宗室任职者4人，异姓任职者4人，其中1人是外戚。任职宗师者共3人，均为宗室诸王。这说明宗正是宗室与庶姓参用，正如《通典》卷25《职官七·宗正卿》所言：“晋兼以庶姓”[3]，宗师则全为宗室以他官兼任。宗正、宗师的人选有无特别要求呢？《晋书·王祥传附弟王览传》：“咸宁初，诏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从中看出王览是因为宅心仁厚、志节贞白、服膺道义而迁为宗正的。《晋书·贾充传附弟贾混传》：“笃厚自守，无殊才能。太康中，为宗正卿。”贾混因为德行醇厚而被选任为宗正官。《通典》卷25《职官七·宗正卿》引《山公启事》曰：“羊祜忠笃宽厚，然不长理剧。宗正卿缺，不审可转作否？”山涛也是从羊祜忠厚笃实的角度来说其符合宗正卿的选任标准。可见宗正官的选授主要注重德行这一标准。《晋书·嵇康传附嵇喜传》：“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此例说明宗正人选同样注重才能。
    由于西晋重用宗室，因而宗正地位相对较高，这从朱整、司马腾、司马繇担任宗正的情况可以得到说明。朱整以侍中、中书监为宗正[4]（《宗正卿》）。侍中、中书监是内侍官，人选、声望都比较高，他从近职迁转宗正当与武帝重视宗室，有意崇重宗正官人选有关。司马腾则为增长才干主动担任地方郡守，所在称职，因而征拜宗正，而后转迁太常，继而出为并州都督[2]（《司马腾传》）。从其任宗正时的前后历官看，宗正不能算是卑位。司马繇“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2]（《司马繇传》），在永康初拜宗正卿，迁尚书，转左仆射。从他的才学、以前的资位、担任宗正后的历官看，宗正并非是不受人重视的散职。
    宗师人选则更为清重。首先，宗师一定是由宗室担任。其次，宗师通常是由职位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诸王担任。如司马亮任宗师是因他在当时是除性理不恒、不任职事的司马干以外，辈分最高的宗室，以他任宗师最为合适。他作为宗室耆老来履行训导司马氏子弟的职责也最合情理。司马肜兼领宗师也是如此[2]（《梁王司马肜传》）。司马泰“事亲恭谨，居丧哀戚，谦虚下物，为宗室仪表”[2]（《高密王司马泰传》），他因德行淳谨而为宗师。当然，位望崇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当时以太尉、守尚书令而兼领宗师。
    综合上述可知，宗正由宗室、庶姓参用，其人选较注重德行，然而才能也是一项重要的任职条件，宗正地位也不错。这与西晋重用宗室的统治政策是相一致的。宗师的人选则需要爵位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诸王来担任。当时宗室大都位望通显、生来富贵，担任训导教育责任者若非耆旧亲贵之人则无以镇静异同、曲厌众心。
    东晋时期，宗正、宗师的人选情况如何呢？根据《晋书》考知宗正有7人，宗师有2人。7位宗正官中，宗室任职者2人，庶姓任职者5人，其中外戚1人。宗师2人，均为宗室担任。可见宗正依然是宗室、庶姓参用，宗师仍旧单由宗室以他职兼领。
    东晋中兴之后，宗室在永嘉之乱中覆亡殆尽，所剩无几。相关宗正事务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宗正、宗师的人选如何呢？《晋书·虞潭传》：“帝为晋王，除屯骑校尉，徙右卫将军，迁宗正卿，以疾告归。”虞潭是从职任重要的禁卫武官--右卫将军迁转为宗正的。虞潭在元帝即位之初东讨西伐，功勋显著，因此担任禁卫将领。他转为宗正，虽然从实职转为散职，但在班位上仍是有所提高，他在任宗正期间颇为尽职，并无怨望之辞，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载：“卫将军虞潭议曰：‘……时博谘旧齿，以定昭穆，与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尊号之重，一无改替。’”可见虞潭还是尽心于职事的，但宗正毕竟是散卿，职任闲散，后来虞潭以疾辞归，可能也与此有关。又《晋书·外戚·虞胤传》：“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阴谋发觉，事连胤，帝隐忍不问，徙胤为宗正卿，加散骑常侍。”虞胤是外戚，是虞敬皇后之弟。庾亮、王导向明帝进言说他与司马宗通谋，图谋不轨。明帝感悟后，并没有将虞胤贬职，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将他从重要的禁卫武官调任为宗正并加授散骑常侍。当时列卿不加官。《晋书·贺循传》：“于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旧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处此职，惟拜太常而已。”从中可知，明帝任命虞胤为宗正卿并加散骑常侍甚至是一种优宠，并非显加贬黜。虞胤与虞潭任宗正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宗正在事实上成为散职，但在东晋初年声望仍然不错。因此，虞潭以功臣任职，虞胤虽从重要禁卫军将领的职位上转为宗正，至少也是外示荣宠，在舆论上不算是一种黜落。
    咸和以后，尤其在苏峻之乱后，宗室受到压制、打击。司马宗被以谋反罪名处死，司马羕父子、司马雄以附逆受诛，宗室阶层政治地位下降，其政治影响减弱，而高级门阀轮流专政，总揽机衡，宗正人选变轻。如性理不恒，有风疾的司马纮、以年龄偏小而幸免连坐司马休附逆之罪的司马珍担任宗正便是明证[2]（《宗室传》）。
    东晋初期，宗师的人选仍然是以宗室中爵位显贵者担任。《晋书·司马羕传》：“及元帝践阼，进位侍中、太保。以羕属尊，元会特为设床。太兴初，录尚书事，寻领大宗师。”五马渡江之后，司马羕戚属最尊，他以太保录尚书事时兼领大宗师。东晋录尚书事是宰相。司马羕爵为王，位为上公，号为宰相，尊贵无比，由此来看，宗师人选可谓华重。成帝即位之后，庾亮当权，翦除宗室，司马宗伏诛，司马祐卒世。苏峻乱后，司马休战死，司马雄、司马羕以附逆受诛。宗室失势，宗师虽仍以宗室以他官兼领，然而情况却大大不同于西晋。《晋书·彭城穆王权附曾孙纮传》：“有风疾，性理不恒。……由是更拜光禄大夫，领大宗师，常侍如故。”司马纮性理不恒，以散职光禄大夫兼领大宗师。从中看出，东晋皇权式微，宗室失权，宗师的人选从而转轻，这是由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宗正在东晋前期尚有一定声望，咸和以后，宗正的人选逐渐变轻。哀帝时期，桓温奏省宗正，并其职于太常，主要由于东晋统治区域狭小、国用不足、宗室事务较少之故。宗师人选也是如此。东晋初期人选华重，成帝以后，人选转轻，这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