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鸿胪。主要负责外交、封爵事务，自然也负责宗室的封爵工作。《晋书·司马冏传》：“使使持节、大鸿胪即墓赐策，祠以大牢。”这虽是册封死者，生者更毋庸说是由大鸿胪负责。此外，大鸿胪还负责监护诸王丧事。《晋书·司马珪传》：“十年薨，诏遣兼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这便是佐证。西晋诸王可以依照制度递相朝觐。《晋书·礼志下》：“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朝礼皆亲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可知西晋规定王公3年朝觐一次。西晋宗室诸王出镇方面者较多，咸宁三年（277）后尽遣诸王就国，可以推知朝聘事务较多。其相关礼仪应由大鸿胪负责。《后汉书·百官志》“大鸿胪”条载其职掌为：“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曹魏制度规定藩王不得朝觐，有关制度废罢。西晋重新恢复诸王朝觐制度后，有关礼仪应仍归大鸿胪典掌，这从《晋书·礼志下·宾礼》中所载元会仪制中大鸿胪的活动可以看得出来。朝觐、元会属于宾礼，大鸿胪是其主者，其负责朝聘礼仪也是可以推知的。东晋时期，大鸿胪有事权置，无事则省[2]（《职官志》）。《晋书·礼志下》：“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可知东晋时王侯不到封国去，大鸿胪省置无恒，随事为制，朝觐礼制也废置不用。
    （四）太常。主要职掌宗庙祭祀事务及相关礼仪[2]（《职官志》）。东晋哀帝省宗正官，将宗正原先职掌转归太常，那么，皇族谱谍也即归太常掌管。除此之外，宗室属籍也归太常掌管。《宋书·刘浑传》：“上使有司奏免为庶人，下太常，绝其属籍。”这虽是刘宋制度，但因刘宋制度一遵晋制，可推知东晋末期宗室属籍的登记和注销也应归太常管理，那么，西晋和东晋宗正废罢以前宗室属籍应由宗正主管。
    三、宗室管理具体制度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在任用宗室藩屏王室的同时，也对宗室加以防范和限制，由此制定了许多相关具体制度，以防止他们觊觎皇权，对统治造成不利影响。《通典·历代王侯封爵·汉》：“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这是西汉自七国之乱后，景帝、武帝相继采取措施，制定有关制度，对诸侯王权力加以限制。降之曹魏，统治者对宗室防范更加严密，除制定有关制度加以约束，还设置相关职官专司其职。《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评曰裴注引《袁子》曰：“魏兴……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从中可见曹魏对诸王科禁何其严密！这种状况从曹植的一份奏章里边反映得更清楚。《三国志·魏志·曹植传》记载他上书要求存问亲戚，因致其意曰：“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过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可知曹魏时宗室王公不能与士人交往，甚至连兄弟之间、婚姻之家间的一般庆祝活动都禁止进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交往活动，更不用说参与政治活动了。
    西晋时期，鉴于曹魏科禁宗室王公而国祚不永，在大封宗室诸王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提高宗室的社会、政治地位，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更主要的是重用宗室，使宗室外处方任，内参近禁。朝廷对宗室社会交往活动限制很少，相关法令比较宽松。首先，宗室之间的社会交往比较频繁。《晋书·司马羕传》：“永兴初，拜侍中。以长沙主义党，废为庶人。”司马羕甚至被目为司马乂的朋党，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不一般，这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当然是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可见，当时朝廷并不禁止这种交往。《晋书·安平王司马孚附楙传》：“及骏诛，依法当死，东安公繇与楙善，故得不坐。寻迁大鸿胪，加侍中。繇欲擅朝政，与汝南王亮不平。亮托以繇讨骏顾望，免繇、楙等官。”可见当时的宗室之间交往密切，甚至成为政治上的盟友，在政治上互相照应，互相提携。朝廷对此也很清楚，因而司马繇免官时，司马楙也同时被罢免。相似的例子如赵王伦与义阳王威在政治上一同进退等。正如《晋书·裴秀传附子頠传》引张华、贾模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诸王方刚，朋党异议”。其次，宗室与一般士人的交往比较自由。《晋书·司马晃传》：“晃孝友贞廉，谦虚下士。”又如《晋书·司马玮传》：“玮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朝廷对此不加禁止。
    再者，宗室与朝廷官员交往也不受当时法令限制。《晋书·司马干传》：“朝士造之……时有得觐，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这虽是朝廷官员造访宗室诸王的例子，反推可知，如果朝廷禁止此类交往，朝廷官员不敢贸然有此举动。司马干只是一个不涉世事的人，由此可推知，处于政治活动中的宗室，他们与朝廷官员的交往自然不会少，而不善交往者反而声誉不高。《晋书·清河王司马遐传》：“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司马遐不能与当时士大夫交游，因此口碑不佳。宗室诸王与自己国内士人的交往也很频繁。《晋书·张方传》：“河间人也。世贫贱，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颙，累迁兼振武将军。”张方不过是河间王封国内的一个贫贱之人，他尚且能为司马颙所知并重用，可见当时诸王与其封国内的人物交往很多。正如田余庆所言：“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8]更有甚者，有些宗室密养死士。《晋书·司马允传》：“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痰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司马允在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所率领的正是这些蓄养的死士。但在某些方面，朝廷对宗室限制是比较严格的，如禁止宗室货殖，犯者严加惩处，司马奇因货殖而被贬爵即是[2]（《司马奇传》）。
    综上可知，西晋时期，朝廷对宗室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宗室可与各种人士交往而没有多少限制，除宗师对宗室的活动可以加以引导、监察，并以礼、法加以规范之外，再没有任何专门官员负责监督宗室，宗室因此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深刻地影响了西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