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实官户扇不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赀一甲。”（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页。）“实官户关不致，容指若抉，廷行事赀一甲。”（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页。）这是有关防止仓库损耗粮食的法律，它的前提是把损耗粮食看成是犯罪行为，然而它又规定如果仓库门扇不紧严，以致于有可能漏失粮食，当事人就要被处以“赀一甲”的刑罚。这实际上是把损失粮食的可能性和损失粮食的事实完全等同起来，都一律看成是犯罪行为，这同商鞅“刑用于将过”的思想完全吻合。
        把本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与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合二为一，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伦理纠纷，这是商鞅“刑用于将过”思想的另一重涵义。商鞅认为，“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注：《商君书·开塞》。）。他不相信刑罚以外的一切教育、规劝手段的社会功效，认为只有对那些仅有“细过”之类的不道德行为运用刑罚手段来解决，才能遏制住这些人发展为严重危害社会的“大奸”、“大邪”和惯犯。给予这些实际上只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即使是比较轻微的“小诛”，实际上也是“重刑主义”法哲学的表现之一，何况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所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小诛”。商鞅这种用刑罚手段来解决伦理矛盾的思想，在秦律中已得到证实。
        秦简《封诊式》有一份“爰书”记载：“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官府于是立即派人去捉拿与审讯，审讯的结果为“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商鞅变法时颁布过《分户令》，父子不同居，各有独立的经济生活，“爰书”说甲与丙同里，然而不同户，各自独立生活。尽管如此，父亲控告儿子不孝，并要求司法部门将其处以死刑，司法机关依法受理了此案，并派人逮捕丙，还立案调查。由此可知，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有“不孝处死”的法律规定。
        （三）“刑无等级”法在根本意义上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这就是法之“公”品格。因此，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能置身于法外，凌驾于法之上。商鞅把这种法的普遍平等性原则称之为“壹刑”：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注：《商君书·赏刑》。）
        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商鞅关于法之平等性的观点。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这就是法家的“壹刑”原则。
        在“刑无等级”理论中，商鞅还适度地提出了君王应守法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君王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诸大权，但法律一经制定颁行，君王也有恪守法令的义务。《商君书·君臣》篇说：“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商鞅从言、行、事三方面论述了君王与法的关系，“不听”和“不高”是君王对臣下违法行为所应持的态度；“辩之”与“高之”是君王对臣下守法行为所应持的态度。同时，“不为”与“为之”则是君王自己对待法律所应持之态度，不合法律要求的就“不为”，合乎法律规定的则积极“为之”。商鞅这种以法制约束国家最高权力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他的民本主义意识。“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天下，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注：《商君书·修权》。）商鞅于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为天下位天下”。天下不是君王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如果君王把天下当成自己私有之物，必将身亡国危。只有像尧舜那样，以天下为公而位天下，才明白治国之道。“故公私之故，存亡之本也”（注：《商君书·修权》。）。商鞅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既是对宗法奴隶社会“家天下”传统的否定，又是对西周末期以来民本主义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在司法上，商鞅也企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譬如，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太子驷在公子虔、公孙贾等保守势力唆使下，公然破坏新法的推行。对于太子驷的违法行为，商鞅主张依法追究，后来可能孝公出面求情，又考虑到太子驷是君位继承人不便施加肉刑，商鞅只好叫太子之师傅代其受刑，黥其师，劓其傅。实际上等于处罚了太子，况且太子师傅又都是宗室贵族。这件事也正好说明了商鞅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刑无等级”，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力求贯彻法的平等性原则。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商鞅所主张的法的平等性，实质上是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理由有二：
        其一，君王在现实政治中实际上具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尽管商鞅企求君王也应守法，但这仅仅只是思辨之“花朵”。由于政治制度客观上赋予了君主立法、行政诸大权，也就造成了君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客观事实。此外，商鞅还不可能在法理上提出“刑君王”的思想，更不可能在司法上真正做到君主犯法与庶民同罪。在现实政治中，他只能做到除君王之外，“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一律绳之以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二，商鞅法制思想本身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宣扬“刑无等级”，但实际上“刑无等级”仍然是有等级的，他所推行的“法治”实质上只是等级法。商鞅变法在废除以血缘关系为根据的世卿世禄等级制的同时，又确立了以军功为原则的新型等级制度。只要社会上存在着等级制度，就不可能不在事实上存在着法律特权。《商君书·境内》篇明确提出了“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的思想，即爵位高的官吏有权审讯犯了罪的爵位较低的官吏，这说明在审判权上是不平等的。还有“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注：《商君书·境内》。）。二级以上有爵者犯了罪，可以用降级代替刑罚；一级爵位获得者触犯刑法，可以用取消爵位方法来免除刑罚，这种“以爵抵罪”的思想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法律特权。商鞅“以爵抵罪”的思想似乎并不仅仅停留于思辨领域，可能深刻地影响了秦国与秦朝的法律制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内公孙毋（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的记载，不仅有爵者享有赎刑的特权，无爵的宗室子弟同样享有这种法律特权。
        商鞅一方面宣扬“刑无等级”，企望自君王以至庶人，社会全体成员都知法守法，犯罪者不得逃离法网之外，在适用法律上体现出法的平等性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商鞅思想中又包含着“以爵抵罪”的等级法内容。在现实政治中，“以爵抵罪”思想又转化成了法律条文。因此，商鞅之法，实质上是平等地适用不平等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