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戈可以叫作“三年上郡戈”。
        最近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铜器，发现了两件上郡戈，一件内上有铭文三行，是：
        廿七年上守趞造。
        漆工师。丞
        恢。工隶臣篑。
        另一件的铭文三行也在内上，是：
        年上郡守
        图工帀耤。丞秦。叿
        隶臣庚。
        这两件戈和前举的三件上一样，都是刻款，笔划细浅，不易辨认。匆忙中不能拓墨，随手作了释文，请于省吾、唐兰两位先生校对一过，但是还不能尽识。前一件可以叫作“二十七年上郡戈”，铭文在这几件中算是保存得最好的，可惜原来刻时在“上”字下脱了一个“郡”字。第二行“漆工师”三字和三年上郡戈同，和二十五年上郡戈的“高奴工师”句相当，高奴是县名，漆应当也是县名，有些像漆字，《汉书·地理志》上郡有漆垣，或许有些关系。后一件可以叫作“四十年上郡戈”，铭文第二行末尾的“秦”字残存上半部。因此推测内的末端可能曾经损折了一段，铭文的前两行或许每行都少掉了一个字，依据文例，第一行末可以补一个“造”字，第二行末可以补一个“工”字，这样文义便完整了。“工帀”就是前几件戈上的“工师”。秦王有二十七年的有秦昭王和秦始皇，有四十年的只有秦昭王一人。四十年上郡戈当作于公元前267年，二十七年上郡戈据字体推断也是秦昭王时的，当作于公元前280年。
        这几件上郡戈铭有一个共同的程式，首先记明那一年，其次是上郡守某名造，再其次是某地工师某名、丞某名，最后是直接生产者“工”的名字。在工字下，人名上，二十五年上郡戈有“鬼薪”二字，三年上郡戈有“城旦”二字，二十七年上郡戈和四十年上郡戈有“隶臣”二字，这都是说明这些直接生产者的身分。鬼薪是刑徒，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已经说明。城旦、隶臣也是刑徒，城旦见《始皇本纪》，三十四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也”。据此，知秦的城旦是四岁刑。隶臣见《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凡五见。《刑法志》记汉成帝时减刑的决议，关于男子的罪名是“完为城旦，满三岁为鬼薪，鬼薪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这是从城旦罪降为隶臣，这种隶臣是已经服刑四年还要服刑一年的人。“隶臣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免为庶人”，这是正罪是隶臣，这样的隶臣服刑至少是三年。汉法沿袭秦制，上郡戈铭的隶臣大体说来就是这种刑徒。
        城旦、鬼薪和隶臣都是官奴隶，他们从事冶铸铜兵器，上郡守是监造的地方最高官吏，工师和丞是技术指导和管理督查者，从这几段铭文可以考查秦的奴隶制度。《礼记·月令》（郑玄注）：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必功致为上（工师，工官之长也。效功，录见百工所作器物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功不当者，取材美而器不坚也）。
        《礼记·月令》向来学者公认是秦制。从“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几句可以知道当时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奴隶怀着反抗的心情不好好生产，奴隶主统治阶级则峻法严刑“以穷其情”，在“必行其罪”的政令下，城旦、鬼薪、隶臣名义虽是有期的徒刑，事实上却罪名连续不断，势必变成终身的奴隶。
        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
        清代光绪末年（约1907年）修造陇海铁路，经过河南省西部，碰到汉代刑徒丛葬的地方，出土许多砖志，大部分归了端方，大约在二百件以上，但是他作的《陶斋藏砖记》却只著录了113件。罗振玉对这批砖志很感兴趣，先后搜集到拓本很多。罗氏听信一位“厂估”（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的话，说是“出灵宝县”，因为“今之灵宝为汉弘农郡”，便定为汉弘农郡的刑徒砖志。又因为清代避高宗弘历讳，不愿用弘字，改用北魏地名“恒农”，所以他发表这批材料称《恒农冢墓遗文》（勾摹文字完整的31件，1915年印行）和《恒农砖录》（汇录铭文231件，1917年印行）。1950年冬我写《汉代的铁官徒》一文，根据罗氏的说法，推断这批砖志是汉代弘农郡铁官徒的遗物。文章要发表时已觉得未免武断，把语气稍微改动了一下，但从此这问题却成了我的一件心事。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到河南去作考古实习，尝托他们在灵宝一带调查访问，毫无踪迹可寻，我推测罗振玉大约是上了古董商人的当了。我们知道这批砖志出土后，首先发表的是《神州国光集》（第七集，1909年），在登载《汉宣晓葬志》拓本的下边有段跋文：
        此葬志近代洛中兴治铁路得之，昔人所未知，同时出土数百枚，文字皆刻砖上，多为端午桥制军所得，然完全者至少，今选完全而文字较佳者影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