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跋文虽简短，叙述原委却很清楚，说洛中出土，应当可信。又如范寿铭《循园古冢遗文跋尾》（卷一）著录《汉毕通葬砖》，跋文说：
        东汉罪人丛葬砖记，清季洛阳出土，共百余种，太半为讬活洛氏端方所得，《陶斋藏砖记》已详著之。是刻《藏砖记》中因砖中断分列为残砖二方，余所藏完全拓本在归陶斋以前，故入斯录，以正《藏砖记》之误。
        范寿铭在河南做事很多年，对于河南出土的金石文字极熟悉，他说这批砖志是洛阳出土，当无问题。近年我曾听到有的人说这批砖志是孟津出土，又有人说是偃师出土，这也不奇怪，因为汉魏洛阳故城在近代的洛阳县城以东三四十里，不在洛阳县境内，南部属偃师县界，北部属孟津县界，如果砖志出土是洛阳汉魏故城附近，正是孟津和偃师地界。因此我相信这批砖志是洛阳汉魏故城附近出土的。古董商人为垄断专利，从来不肯告诉人古物出土的真实地点（像甲骨文初出售时说是汤阴出土，便是一例），习与性成，常常顺口撒谎，罗振玉根据一个古董商人的一句话，便定出了两部书的古雅的名称，未免太轻率了。
        刑徒砖志铭文开头或有“右部”或“右”字，如：
        右部无任□□安完城旦□□，元兴□年□月□□物故，死在此□。
        右无任汝南山桑髡钳宣晓，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
        也有“左部”或“左”字，如：
        左部无任东郡濮阳完城旦夏侯当，延光四年九月一日物故。在此下。
        左无任任城鬼薪纡便，建宁元年七月十六日物故。
        “左”“右”就是“左部”“右部”，自无问题，所谓“左部”“右部”也是简称，《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书：
        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
        左部右部的“部”字即指“作部”，而左右的分别则系《左工徒》和《右工徒》。《后汉书·百官志》四“将作大匠”属官有：
        左校令一人（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左校署掌管的工徒叫作左工徒，他们的作部简称“左部”；右校署掌管的工徒叫作右工徒，他们的作部简称“右部”。后汉官制沿袭前汉，初期为了俭省，左校只设令不设丞，右校只设丞不设令，所以《后汉书·安帝纪》记载：
        延光三年秋七月丁酉，初复右校令、左校丞官。
        此后左右校的令丞才齐备了。上边引的元兴年右部城旦砖在延光三年之前约二十年，恰好可以证明安帝以前右校署是存在的。但因右校久不设令，事权多归左校，所以《后汉书》记载官吏犯罪皆《输作左校》，如宗整（卷一二）、张俊（卷一三）、韦著（卷五六）、李（卷六一）、朱穆（卷七三）、杨秉（卷八四）、虞诩（卷八八）、李燮（卷九三）、史弼（卷九四）、皇甫规、段（卷九五）、翟超、黄浮（卷九六）、李膺、刘祐、曹鼎（卷九七）、尹端（卷一○一）、刘猛（卷一○八）等，仅卷一○八记黄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但和卷九六记载矛盾，知系误字。《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在左右校令、丞下皆注“安帝复也”，好像安帝以前没有左右校，那更错了。
        《后汉书·百官志》说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据此，知左右工徒的劳役以土木营造为多，关于这方面有许多记载，《后汉书·杨震传》说：
        延光二年……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曰：“……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津城门，洛阳南面西头门也），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
        从这段记载可见后汉皇帝的保姆、宦官、近侍都常利用“大匠见徒”来竞修第舍，盛夏兴工，“转相迫促”，工徒伤亡也就可想而知。上引《安帝纪》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七月“复右校令、左校丞官”的诏书即紧接在此事之后，当系因营造频繁，原有官吏不足应付，故设官增职以充之。今日所见这类刑徒砖志皆厚黑坚实，字划系后刻，疑即以建筑用砖为之。因为他们是建筑工徒，现场有的是砖，取材方便，所以死后才能有块砖志。因此推想砖志上不冠左右字者，也都是左右工徒从事建筑工役的人。从砖志遗留之多，可见工役之迫促，死亡的频繁。
        刑徒砖志在髡钳、完城旦、鬼薪等罪名上常冠以“无任”二字，端方《陶斋藏砖记》据《宋书·庚登之传》“登之以无任免罪禁锢还家”一语，谓“无任者免罪之词”。这是望文生义，没有根据，不说明问题。罗振玉《恒农冢墓遗文序》引此文，说“是无任二字宋代尚沿用之，汉律久佚，其义则不可晓矣”。态度便老实得多。我写《汉代的铁官徒》时，对此曾作种种推测皆不能中，后来标点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才找到说明。按《隋书·刑法志》述《梁律》：
        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
        这是用“能”字解“耐”字，说“随伎能而任使”，应当是“任”字的正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