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官院（公元944-1082年），乃北宋前期考课、磨勘中高级文官（京朝官）之机构，也为我国政治史上颇具特色的治官机构。它名称独特，机制殊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欧阳修曰，"审官院、流内铨是天下抡材之府"[1]，而司马光则对审官洞析淋漓地说："国之致治在审官，官之得人在于选士，士之向道在于立教，立教之归在择述，是知选士者。"[2]他将审官置于致治的首要位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玉海》等对审官院均有一定记载，而其中《玉海》卷一六八的记载较为完整：
    太宗初置京朝磨勘院、差遣院。京朝官院四年二月丙戌改为审官院，又太平兴国中所置差遣院至是并入。院在宣德门外西北廊，掌校考京朝官之殿最，分拟内外之任而奏之。知院事二人，书令史七人……熙宁三年五月丁巳（二十八日），诏以审官院为审官东院（置主簿二），别置西院，如文臣格，知院事两员，专领閤门祇候以上至诸司使磨勘掌握程差遣……元丰五年五月改东西院为尚书左右选。
    我们在此等史料的基础上，经过一番钩考稽误、拾遗补缺之后，则可呈现出审官院演变轮廓及其关键史实：淳化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磨勘京朝官院（考校京朝官院、京朝官院）易名审官院，五月二十日京朝官差遣（差遣院、京朝官考课院）并入审官院，审官院正式形成，并独立于吏部。熙宁三年五月二十日，审官院更名审官东院，名易实同，并时在审官西院设立之后。元丰四年七月，尚书四选成立，翌年五月初一，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替代，审官院终归复吏部[3]。
    自设置至终变，审官院在北宋前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它的每一步演变都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又与北宋前期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紧紧地在拴在一起。关于审官院演变的评说历来有之，然或偶而言及，一麟半爪，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因此，它的演变亟需深入地研究阐释，尤其是与北宋前期分权的关系值得究问揭举。如此，我们也许能从中获取一些关于北宋前期政治体制和行政机制方面的新信息和新启识。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历史上人们在考察审官院演变原因时，莫过于对北宋前期统治者分权理论和实践的关注。其实，审官院形成之前的一些相关机构或制度与分权都有着联系。如差遣院，"国初以来，有权知及通判、诸州军监、监物务官……除授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至是京朝官悉差遣院主之"[4]。又如考课，"始用赵普议，置考课以分中书之权"[5]。因而，"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6]。无独有偶，虽审官东院以西院而名，但西院得名，或者说东院获名的深层原因，也由分权所致。神宗就毫不掩饰地说，"国家以西枢内辅赞翊，本兵任为重矣，而狃于旧制，自右职升朝以上兼择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亲有司之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员至众，非张官置吏以总其事，则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中外之才，宜以审官院为审官东院，别置审官西院"[7]。当然，其中确有"张官置吏"之必要，也不排除王安石、韩绛等"欲沮彦博，且夺其权"之阴谋，但分权或简权则是审官东、西院出现的主要原因，亦即所谓"简枢密武选而置审官西院"[8]，这与审官院设立的原因并无根本区别，因而有的记载就将审官院设立与审官西院之置系在一起，"自时厥后，既分中书之权而置审官院矣，则不得不分枢密之权而置审官西院"[9]。
    众所周知，中书又名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等。它形成于唐代，为宰相议事之处，至宋则为常设宰相权力机构，但三省之一中书省则完全是中央另一权力机构[10]。一般认为，"中书权是由宰相掌握的，它的大小，与相权是一致的"[11]。宋朝相权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权力强弱消涨，异说峙立，莫衷一是。若以宋唐两朝相权比较而言，宋代宰相"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12]。唐朝宰相"职掌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13]。从以上相权界定上看，两朝宰相主要是"掌邦国之政令"、"佐天子执大政"，实在难分伯仲高低，也就不易遂下断论。而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宋朝宰相仍掌握了许多高层的实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14]。当然，本文也是赞同宋朝相权实质上强化说的，尤其是北宋前期相权。这又并不是什么新说发明，宋人就已指出，"余谓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15]。还有的认为，"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敕命"[16]。正因如此，也就发生了所谓宰相"专权"之现象，"兵权所在，人臣最难言，而赵普罢符彦卿成命于已行之后，贷重斌之死于将戮之时，任相犹谓之不专乎"[17]？至神宗初年，"侍御史张纪言政府不当侵有司之职"[18]。这种"侵职"，也即"侵权"，当然是"专权"的集中表现。赵普的权势显赫，灸手可热，虽得益于天子的赏识和恩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然拥有此等权力的宰相于宋又绝非赵普一人，故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分宰相之权却又说明宋朝相权并不弱小，只是分权使宰相权力的结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下将有所涉论。总之，宋朝前期相权较大，至少统治者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将瓜分之刀指向了它。
    枢密院是中唐以后，尤其是五代武人政治的产物，"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心腹之臣，日与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19]。乃至"自后唐同光以来，枢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20]，或谓"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归枢密院，至今谓之二府。当时宰相但行文书而已"[21]。至宋，"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政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来百有余年，官师相承"[22]。显然，宋朝继承了前代枢密院这份遗产，但为了防止武人专权，免蹈五代武人亡国之复辙，宋朝又推行文人政治，重文轻武，枢密院的地位和权力也就有所弱降，较之前代逊色不少，似不存在"丞相充位"、"但行文书"之现象。即使如此，宋枢密院权位仍属尊贵，它毕竟"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23]。"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24]。因而，神宗置审官西院、东院时才说，"国家以西枢内辅赞翊，本兵任为重矣"，分枢密院之权也似在情理之中。